李 申:诚者物之终始——任继愈先生的治学之道

访问次数: 5184                        发布时间:2010-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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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然条件有差异。任继愈先生天资聪颖,4岁就能看《三国演义》。然而从小学到大学,他的学习成绩并不是最好的。后来跻身学术之林,其中自然条件优秀者,更是车载斗量。他最终能够出其类而拔其萃,所依赖的,除自然条件和勤奋之外,就是一个“诚”字。

  

  “诚者物之终始”,是《中庸》里的话,下半句是“不诚无物”。意思是说,要想成就一件事,必须有真诚的态度。没有真诚的态度,也就不会有这个事物。如果化为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坚持的一句话,那就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先生起初相信儒学可以救国。他不仅读了许多儒学的书籍,而且照着去做。先生辞世以后,人们回顾他的一生,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儒家所提倡的优秀品质,就是他早年真诚相信儒学的结果。

  然而现实粉碎了儒学可以救国的梦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拯救了中国。解放前后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先生几乎没有写作。他在学习,在思索。他积极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和他当年曾经认真地阅读儒家著作一样,这一时期,他认真地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那时候,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尚无汉译本,他就去读外文原著。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专业的教授读外文原著,其难度如何,圈内的人都会有所体会。

  经过这一番学习思索之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向自己仍然信奉儒学的老师、也是向自己的过去告别。他的真诚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赞扬,认为他“诚实无欺,有古人之风”。

  有些人不理解,任继愈先生并不是所谓“尊孔派”,而他的身上恰恰保留了许多儒家优秀的品质;而有些自称或被称为尊孔的人,身上却少有儒家的优秀品质,多见市侩型的恶习。要理解这种现象,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态度。至于当事人,还有一个诚与不诚的区别。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也就是说,有些所谓尊孔者,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样的人,马克思主义自然学不好;儒家的东西,也仅仅是张扬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而已。

  

  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第一个学术成果,就是他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其中许多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认为他讲清了许多梁启超所没有讲清的问题。梁启超二十出头就显赫于中国政坛,其聪明少人能及。在佛教研究中,梁氏缺乏的不是智力,而是有效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科学无神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宗教学,批判有神论、宣传无神论,是份内之事。毛泽东对于中国宗教学研究的重要指示之一,就是“批判神学”。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是简单地反对,特别是作为一个学者,首先是应该像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一样,科学地说明神学问题。《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第一部文献,也是批判神学、宣传科学无神论的第一部文献。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批判的对象,是神学,即宗教的世界观,而不是宗教,更不是一般的宗教信仰者。马克思当年说的“批判宗教”,指的也仅仅是宗教观念,使用的也仅仅是“批判的武器”,而不是“武器的批判”。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宗教政策也遭到了破坏。作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先生被剥夺了领导权,他只能心情沉重地看着那些“为神效劳”(恩格斯语)的行为而无能为力。作为曾经受到毛泽东表彰的红色教授,他只要稍微表示一点对于当时以“左”为荣的作法的支持,立刻就会青云直上。但是他没有。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些极“左”的作法是不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情况变了。经过拨乱反正,原来被认为是光荣的事情,现在倒了过来。左,成为新时期要反对的主要错误倾向。这时候,一些人把批判神学、宣传科学无神论也视为极“左”倾向的继续。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所谓“无神论无人讲”的时代。然而先生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就是科学无神论。批判神学,宣传无神论,帮助群众摆脱愚昧,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就在这一时期,先生创建并且坚持出任中国无神论学会的理事长,直到去世。

  先生在宗教学方面的成就,是因为他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并且真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是真理,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甚至仅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门面。

  

  先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的最初成就,集中体现于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这是当时以马克思主义清理中国哲学的代表作,为培养新中国哲学人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这部书是教材,观点要求稳妥,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中国学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大多也是从苏联学者那里转发来的。学习的成绩不容否认,也有不少缺点。在哲学研究领域,日丹诺夫代表苏共中央关于哲学发展历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史的判断,对于中国学者,是经典性的。然而1957111,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试论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指出日丹诺夫的框架忽略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没有给唯心主义以一定的历史地位,还会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留下空白。当时有人批评先生此文忘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宣传了修正主义,但先生坚持自己的主张。他相信,自己的结论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真钻研和理解。

  为贯彻自己的学习成果,“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先生就开始组建新的班子,撰写《中国哲学发展史》。之所以要加上“发展”二字,因为在先生看来,列宁关于哲学史就是人类“整个认识的历史”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而认识是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仅仅是两大学派的斗争。在发展中,为哲学,也就是为人类的思维发展做出贡献的,不仅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也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这是体现先生自己主张的“一家之言”。至于发展的过程,先生起初描绘成从元素论到元气自然论再到元气本体论的过程。晚年,他把这个过程描绘成奠基(先秦)、成长(秦汉—鸦片战争)和转变(鸦片战争以后)三大时期。并且指出,一些研究者留恋先秦哲学,不喜欢秦汉及其以后的哲学,是不对的。

  先生描绘的中国哲学发展过程,无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哲学的实际,都是一个严肃的学者诚实探讨的成果,而不是随风摇摆、媚上媚俗的虚妄之作。

  “文化大革命”中,鉴于1970年庐山会议上天才论问题对全党的不良影响,毛泽东号召全党学点哲学。依据这个指示,受国务院系统委托,由先生主持,编一本简明的中国哲学史。就在编写过程中,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中国哲学的历史被说成儒家和法家两家斗争的历史。19737月,贯彻儒法斗争线索撰写的“简明中国哲学史”出版。10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出版,却只字未提儒法斗争。12月,《红旗》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批评有的哲学史不讲政治思想,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史”,是“两条路线的长期斗争在哲学战线上的表现”。当时由党刊发表这样的言论,将要出现什么样的风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几乎都会知道。然而,先生虽然“担惊受怕”,但没有修改自己的著作。这不仅是因为他不会为迎合一时的某些需要而牺牲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还因为他坚信自己对于哲学历史的理解是正确的。

  先生最为学界所瞩目的成果,还有“儒教是教说”的创立。自从1978年提出这个论断以来,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公开著文赞成这个论断的,大陆学界只有四个人。批评的声音,则来自四面八方。不论是学界以内还是学界以外,提起先生这个论断,不少人下意识的认为不过是个笑料。然而先生没有因为少人支持而修改自己的主张。他深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国,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在二千多年以前就成为一个无宗教国。提出并且坚持这个论断,不仅因为先生有着深厚的宗教学修养,更表先生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念。这些年来,学界赞成“儒教是教说”的,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它被整个学术界所接受,只是早晚的事情。

  《中庸》指出,“诚则明”,说的是真诚的态度有助于正确的认识事物;“明则诚”,说的是正确的认识有助于坚持获得的真理。既诚又明,就能为人类认识世界做出较大的贡献。

信息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