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民国初期中国的宪政试验，还是中苏两国改革的经验，都表明：如何动员社会力量、协调各方利益和行动，以有效地推动社会变革，也是大学问。
《真假共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宗震研究员近期出版的专著。在这部５０多万字的著作中，围绕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间中国政治生活的若干重大事件（如南北和谈、议会选举、刺宋案以及二次革命等），作者为我们描绘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立体画卷。作者以详实的史料，深入细致的分析，阐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由于缺乏深层次的社会动员，也由于相关准备不足，中国社会在民国初期没有走向共和，而是走向了军阀混战和国家分裂。
在该书中，作者着力描绘了国内三股主要社会势力在当时的激烈博弈：革命派（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为代表）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社会动员，难以继续推进革命，却天真地希望通过议会斗争获得执政权；在遭到袁世凯反制之后，更是陷入武力反抗与合法斗争的两难困境，进退失据，日趋被动，最终随“二次革命”被镇压而失败。立宪派（以梁启超、熊希龄、张骞、程德全等为代表）希望借助政治强人袁世凯推行“开明专制”，维持社会稳定（打压革命派），最终难免“兔死狗烹”的结局，灰心退出政坛。旧体系官僚（以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为代表）则步步为营，采用细腻手法先后击败革命派和立宪派，重新统一了国家，集中了权力；但这一过程也形成了“地方诸侯”尾大不掉的局面，为随后的军阀混战和社会混乱局面埋下了伏笔。作者认为，正是上述三种势力的博弈，使民国初期一度出现了政治自由和宪政民主的局面；与此同时，三种势力的激烈博弈，也决定了民国初期的宪政民主和共和制度只能流于形式。强大的传统势力最终扯下了宪政、共和的幌子，推动着中国走向军阀割据和社会混乱。“共和制度在落后的中国，远远没有到可以操作的阶段”，这是作者对民国初期我国推行宪政民主和共和制度的总体评价，也是本书以“真假共和”冠名的根本原因。
国内主要政治势力的激烈博弈，是借助于各派力量代表性人物的言行而展开的。对于诸多代表性人物，作者在其上场时都详细介绍了其生活阅历、教育背景及性格特征，这不仅增加了本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且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使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时代局限性，具体如：孙中山虽然倡导成立革命组织，却对发展革命组织放任自流，导致同盟会“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原光复会领袖章太炎倡导政党政治，发起成立了统一党，但又很快退出，最终使统一党沦落为袁世凯的御用政党；章太炎更因敌我不分，肆意攻击同盟会和革命人士而被称为“疯子”。梁启超致力
阅读《真假共和》，不禁使人联想到始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在苏联：原领导集团暮气沉沉，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军备竞赛和世界争霸更是耗尽国力……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对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社会愿望做出积极回应，试图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恢复生机和活力。他从加快经济发展、组建农业综合体、改变酗酒风气入手，但很快即遭遇挫折。随后，他把改革重心转向政治和社会领域，借助“公开性”运动来贯彻“新思维”，推动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结果导致整个社会逐步陷入瘫痪状态，随着苏联解体，改革彻底脱离戈氏设计的轨道。反观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迅速，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事业显著进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国际社会甚至把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概括为“中国奇迹”、“中国模式”。
面对迥然不同的改革成效，许多人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基于中国传统智慧和实用主义的“摸着石头过河”以及渐进的改革方式，认为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先导，从改善民生入手，由易入难，实现了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循环；而苏联则是以政治改革为主导，采取了激进的改革策略。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改革也是从社会反应强烈的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如经济增长停滞、粮食问题、酗酒问题）入手的。而对于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政治高层的人事变动（如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没有全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路线，没有全社会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更不会有生动活泼的改革开放好局面。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归结为经济先行，也是不全面的。
全面的社会改革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围绕经济社会转型，需要重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并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来切实贯彻和实施新的运行机制，为此，需要重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使之与新的社会基础相适应；需要充分凝聚社会共识，最大限度地化解传统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反对；更需要加强各方面工作的沟通与协调，以避免“制度真空”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和社会混乱。概而言之，社会改革要取得成功，需要提高全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需要提高整个社会的行动能力和实施能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执政的共产党在庞大的社会组织网络中处于关键和领导地位。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又为执政者推行旨在增进社会整体利益、改善公众福利的全面改革提供了现实的抓手。当戈尔巴乔夫被推上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时，他并没有清醒认识到自己推行改革所拥有的资源和面临的约束，对于如何克服各种阻力和困难、推动社会顺利转型，他更是缺乏明晰的战略。结果，他稍遇挫折即怨天尤人，把改革遭受挫折归咎为党组织、政府、企业管理层内保守势力的反对，采取了遏制党以压制保守势力的基本策略。所以，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他虽然身为苏联最有权势的人，“长缨在手”，却不见他如何运用长缨来“缚住苍龙”，解决困扰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由于主动放弃了手中的力量，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沦为“光杆司令”，只能依托其声望在不同派别间骑墙、搞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如何能指望他来强力推动改革，推动社会转型呢？反观中国，我们以现代化建设为纽带，把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和舆论保障；不断加强执政党建设，使党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带动作用，则为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证；而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则因为强调了实践标准，维持了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循环，使改革开放事业得以不断走向深入。
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苏联中央权威削弱的是地方势力的崛起。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各共和国首脑（地方大员们）摇身一变，成了“新生”共和国的领导人。由于既有的严密社会组织架构已经解体，而新的社会架构尚未有效建立和实施，无论是推进激进改革，还是着眼维持经济社会稳定，那些独联体国家最后都演变成了原始的、掠夺式的权贵资本主义，从而彻底背离了苏联启动改革的初衷和公众对改革的期望，这就为本世纪初发生“颜色革命”埋下了伏笔。即便如此，作为补课性质的“颜色革命”，由于缺乏科学的纲领和有效的社会动员，其对既有社会结构的改造也十分有限，更不用说那些反对派在上台后马上便陷入权力争斗和内耗了。在原苏联地区建立现代经济社会体系，即便是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苏两国改革的经验教训，契合了该书作者的结论：“社会真正的变动，没有革命那样眼花缭乱，那是在最基础的社会生活中一步一步提升的”。但无论是民国初期中国的宪政试验，还是中苏两国改革的经验，都表明：如何动员社会力量、协调各方利益和行动，以有效地推动社会变革，也是大学问。
信息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