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署名文章。这在近年还是少有的。引人注目的是，该文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要遵循“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的方针性意见，我想这是必要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古人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诚然，尤其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构建的政治体制在改革开放时期虽不断有所改进，但仍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发展等形势的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仍严重滞后，诸多弊端由此而生。但政治体制的改革又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大事，以往的改革虽有一些进展，但也有失误，因此为了稳妥起见，也必须回顾一下过去的经验。

　　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早在1986年就正式提出来了。从1986年6月11日起，邓小平就接连就这个问题发表谈话。他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的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按：指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但是没有具体化，现在应提到日程上来。”（见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一文）以后他几次谈这个问题。最终确定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党政分开，或称党政职能分开。邓小平概括为四句话：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这当然是一件头等的政治大事。但是当时被指定主持这件大事的并非是负责全局的党的总书记，而是政府机关负责人。书记处只负责催促在1987年上半年（7月以前）提出一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然后经讨论后逐步进行。但是主持这场改革者是怎样部署这件大事的呢？首先是自上而下地忙于设研究机构，铺摊子，特设中央政改研究机构，在其领导下，在全国各有关机关、省市和高等院校设政改研讨小组，集合大批人，发议论并设计蓝图。就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工作过的一个学校来说，其所设的研讨小组初时有一百多人参加，奉命就民主、党政分开等七个专题进行座谈讨论并写文章，后来小组固定为十来个人，负责组织研讨工作（按：“十三大”后这些研讨小组统一更名为政改研究室）。因为要解决党政分开问题，所以大家讨论的矛头大都首先对着党的领导问题而来，这是很自然的。一时舆论哗然，离开实际的言论不少。

　　正当这个重要关头，不是别人，正是总书记胡耀邦，他在1986年9月28日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对此发出警告，他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现在议论纷纷，很多议论并没有讲在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还是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

　　胡耀邦提出的这段警告与批评，可惜并未引起当时主事者的理睬。“造空气、造风潮”仍继续进行；加上1985年以来物价上涨，腐败现象曝光，引起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不满与激动，于是招致了1986年年底的一场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学潮。这场学潮由在“造空气、造风潮”中脱颖而出的方励之所在的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开始，迅速蔓延到其他地区和北京，各地学生纷纷上街。

　　这场学潮来得非常突然，然而其原因亦十分明显。“造风潮”引起学潮，事有必然。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全力应对。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当即停止出国外访活动，坚守岗位，夜以继日地做学生的工作，直到学潮平息以后才离开办公室。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事后却将这场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学潮归咎于胡耀邦事先制止不力，导致胡耀邦因此辞职下台。此事不仅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我想就是后人闻之，亦必将大为诧异。当时也涉及到一些人，但是最先鼓动起这场学潮的方励之却被轻轻放过（按：此人在1989年另一场更大的学潮中证实为主要的幕后推手，事败后逃亡美国）。

　　这是过去了的一段重要历史。历史经验需要牢记。198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无成效告终。不仅无成效，而且还引起了反弹，证据之一就是现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任，几乎一概由当地现任共产党书记兼任，这就使党政更加合一了。

　　1986年以后，我们的政治改革（包括行政改革）确没有完全停顿，改革走了另一条迂回曲折的路，那就是上述《人民日报》文章所记述的一段话，我们且将这段话抄录如下：

　　“从党的领导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实践；从大刀阔斧地推进机构改革，到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到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从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到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到建立和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作者没有指出从2010年10月再出发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和方法是什么，但却一般地指明了改革是否正确的三条标准：“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加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依愚见，三条标准之外似须再加一条，这就是：是否符合我国国情，是否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时借鉴别国的有益经验（例如确立权力制衡制度和分权制度以纠正权力过分集中的积弊），不知作者以为如何？

　　至于展望2010年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前程，我自感无话可说，只能提出一个希望，就是希望当事者能够重新回过头去温读一下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以便从此大文中吸取改革的灵感和增强改革的勇气。对此，国人有厚望也。

信息来源：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