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在读书中，我常常被古人的大智慧所折服，即使是现代的许多文明，很多在远古时代就有了睿智的思想。

尧是中国上古的一位圣王。尧非常礼贤下士，为了治理好国家，他访问了许多贤士，古籍中记载最多的是访问许由。

尧知道许由很贤明，就去拜访他，而许由却到处躲着尧。在有一次躲的路途中，许由碰到了一个人，那人就问许由：“你躲什么呀？尧来拜访你，又不是什么坏事，尧是个很贤明的王，你躲他干吗？”许由的回答很有意思，许由讲：“尧这个人轰轰烈烈地推行仁义，我怕尧将来要被人耻笑。”旁边的人就问他原因，许由讲：“尧现在把他的希望寄托在贤人的身上，我看靠不住，这种想利用一个人的决断来管理天下的想法是危险的。尧只知道贤人的好处，他不知道贤人会有坏处。尧只知道重用贤人，但是他想过重用贤人后面的事情吗？”许由的见解非常深刻，看得很远，他在这里其实反对的是人治。你尧一个人在推行，你走了以后呢？恐怕就靠不住了，恐怕就会人吃人了，百姓就会逃散了。

可见，中国远古就有这样一个人，已经注意到人治的弊端，光靠一个人来推行仁义是不行的，是有危害的。这就为开辟中国古代的法制治国奠定了基础。

据《容斋随笔》载：《列子》一书记事语言简练，说服力强，思路开阔又巧妙，大部分篇章都在《庄子》之上。其中记载惠盎拜见宋康王时，作者这样写道：

宋康王说：“我喜欢的是勇猛有力，你打算用什么来指教我啊？”

惠盎说：“我能使勇猛的人杀不死，使有力的人打不中。”

宋康王说：“很好，这正是我所想听的。”

惠盎说：“杀不死，打不中，还是受了欺侮。我有办法让勇敢地人不敢杀，有力的人不敢打；不敢杀人打人，并不是说没有这种想法，而是我有办法能让人根本就没有打人、杀人的想法；我还能让天下的男女都兴高采烈，以爱待人，相对勇猛而言，这就贤明得多，是最好的办法。”

这段话原文不到一百字，婉转四次反复引申，说明了通常用几百字才能说清楚的道理。

从这篇短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惠盎的法制思想，以及文明、和谐的思想，这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是人民幸福的保证。这种远见，至今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

又有《庄子》中有一段阳子居与老子的问答。

有一次，阳子居问老子：“假如有一个人，同时具有果敢敏捷的行动与深入透彻的洞察力，并且勤于学道，这样就可以称为理想的领导了吧”

老子摇摇头，回答道：“这样的人只不过像个小官吏罢了！只有有限的才能却反被才能所累，结果使自己身心俱乏。正如同虎豹因为身上美丽的斑纹才招致猎人的捕杀；猴子因为身体活泼，猎狗因为擅长猎物，所以才被人抓去，用绳子给捆起来。有了优点反而招致灾祸，这样的人能说是理想的领导吗？”

阳子居又问：“那么，请问理想的领导是怎样的呢？”

老子回答：“一个理想的领导功德普及天下，但在一般人眼中一切功德都和他无关；其教化惠及万物，但人们却丝毫感觉不出他的教化；当他治理天下时不会留下任何施政的痕迹，但万物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这就是庄子主张的理想领导形象。

你看，庄子论理想的领导的立足点有多高，有多完美，这与常人所想当然有很大区别。

还有魏文王与扁鹊之间有一段话。

有一天，魏文王文扁鹊：“你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长兄最好，二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大为疑惑：“那为什么是你最出名呢？”

扁鹊回答：“我长兄治病是治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里的人才知道。我二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认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里。而我扁鹊治病，是治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小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扁鹊是中国古代的名医，也是我们现今所称的“人才”，他的话给我们以启示：人们往往看到事物的表象，而难以看到问题的实质。杰出的人才干事，并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和行为表现，却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效果，但是，一般人却不能够看出来。优秀的人才干事，是解决问题于事前，控制问题于事中。一般人干事，是待到问题出现后再解决，往往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但人们却往往又对解决问题于事后的人予以肯定，却忽视那些控制问题于事中的人，更是对解决问题在事前的人不予了解。看来，认识真正的人才是非常不易的，需要睿智的分析，需要深度的了解，需要深入地挖掘。

历史流过了千年的岁月，但远古的大智慧并没有湮灭。我们在读书中，如能够汲取这些“营养”，并赋予时代的新内容，就会受益多多。（宁国市编办  陈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