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区与西城区合并为新西城区，引起了朋友们对宣南文化如何继承和发展的思考。有道云，温故而知新，不妨对宣南文化的来龙去脉做一番研究。

　　由于八百年帝都的优越条件，北京地区得天独厚，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京华文化或京味文化，历史上由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四大板块相互交织而成，它虽然是地域文化，却又具有中华文化荟萃的代表性。宣南文化丰富多彩，通常所指宣武门迤南的外城文化设施、文化产业和民俗风情，既是京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地域文化。

　　古都北京的内城、外城，一墙之隔，各有千秋，差别甚大，好像一座城市有着两副面孔。究其原因，须从明朝、清朝的两项特殊政策说起。

　　拥兵镇守北疆的燕王朱棣，深知威胁明王朝的势力来自北方，他当皇帝之后，决定由南京迁都北京，亲自“坐镇北京，君临天下”，于永乐年间建成紫禁、皇、内、外四重城，城墙坚固，城门附有高大的城楼、箭楼和瓮城，以及三道护城河，突出了层层防御的城堡功能（原计划外城也是四面包围着内城的，后因财力不支，只建成了南面，所以也叫南城）。这种偏重防御的建都政策，不合理的建筑格局，给城市功能造成缺陷，市内交通和市民交往很不方便，从内城去南城，只有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这三个通道，夜晚还要关闭城门。后来才陆续开辟了东便门、西便门、和平门（其实没有城门，只是扒开的豁口）。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最后拆除城墙，填平了这条护城河（地面是前三门大街，下面是地铁）。

　　清朝初期，进关的满族军民不足60万人，而且大部分军队派往南方作战，留在北京的是朝廷文职官员、八旗眷属和少量禁卫军，势单力孤，摄政王多尔衮从安全出发，决定内城只住满族旗人，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原住民，不论行业，一律迁往外城。内城皇宫以外，前朝的王府、官邸、民宅，也分片划给了八旗军人。这项“满汉分置”政策的另一面，是60万人要统治偌大国家，兵力严重不足，因而进一步规定，满族男青年“五不准”：不准经商、务工、务农、从艺、从文，只准从军，而且世袭。世袭制度使得吃惯了皇粮的八旗子弟，逐渐蜕化为无知无能、游手好闲的少爷兵。内城的“三十六行”只剩下军、政两行，显得空空荡荡（这种状况直到乾隆年间才开始改变）。商人、文人、艺人、工匠，俗话说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搬到南城去了。南城的商业、服务业、文化产业逐渐繁荣起来，这也是宣南文化兴起的缘由。

　　明朝永乐年间用高大城墙圈围起来的南城，原本是荒芜的郊区，中轴线前门大街以东（崇文区）修建了范围很大的天坛，还有个龙潭湖，剩下的地方多是贫民区乃至棚户区——朱棣调集数十万民工修建北京城，历时十余年，许多民工就落户于此地，其中包括数万户移民来京的江南工匠。所以后来崇文区有建工之乡的称谓。前门大街以西（宣武区），原本是金朝的中都所在地，金海陵王派画师测绘北宋汴梁的宫殿，照样修建了繁华的皇宫，后来被元朝皇帝忽必烈下令彻底焚毁（一如项羽火烧阿房宫，毁秦宗庙，认为这样可以断绝前朝复辟之气数），另以积水潭为中心建设元大都。清朝的多尔衮很明智，率兵进入北京，没有焚毁紫禁城，而是加以保护，继续作为清王朝的皇宫来使用。他知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必须依靠汉族，团结其他少数民族，所以下令安葬自缢的明朝崇祯皇帝，又派兵保护明朝的十三陵，保护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所有的寺庙观堂和神职人员。他意想不到的是从内城迁到南城的居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南城文化，后来被称为宣南文化。

　　清朝“康乾盛世”的经济、文化、军功、版图、民族团结，都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宣南文化应运而生的大前提。具体而言，宣南文化的内容甚多，可谓丰富，也可以说庞杂，下面列举几项以探讨其文脉的走向。

　　寺庙文化。宣南既有唐朝皇帝敕建的悯忠寺（法源寺），辽南京的代表性建筑大清真寺、天宁寺塔，也有民间自建的各种寺庙，仅关帝庙就有上千座，是北京市寺庙最密集的地方，而且形成了各个教派和睦相处的好传统。如果说继承和发展，这种保护宗教和信仰自由，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传统，今天确实得到了发扬光大。纵观世界，新中国、新北京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工作是做得最好的。

　　图书文库。元大都已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清朝多尔衮的特殊政策，把北京内城的文化精英统统迁往南城，不啻为把文化中心搬到了南城。图书是跟着读书人走的，北京的书市本来在内城的灯市口，此时也迁到了南城。官居一品的大学士纪晓岚是汉人，所以只能住在南城虎坊桥的阅微草堂，他担任《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从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所看到的，他手下只有七八位编辑，事实上是三千多位编辑人员，连续工作十多年，才编写完成了这部万卷全书。加之编纂《康熙字典》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万卷类书，都是浩繁的文化工程，需用大量原始资料，吸引国内许多书商从各地携带图书到南城开店或摆摊销售，书市规模不断扩大。清朝沿用科举制度，三年一试，共会试114科，全国各地进京赶考的举人学子累计不下百万人次，他们住在南城，考前考后也要读书买书，成为南城书市的常客。考中进士的26000余人，许多留京做官，百位状元大多留京，家住宣南，使这里成为文人荟萃之地。到光绪年间琉璃厂文化街已有200多家书店，形成了国内最大的书市。辛亥革命前后，内城和海淀等郊区的现代学校兴起，读书人和书店集聚宣南的格局解体，文人和图书向更大范围普及，这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郑振铎、张友渔等人主持收集保护古旧书籍工作，在琉璃厂文化街成立中国书店，至今仍然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古旧图书文库。不少学者、教授、研究人员，为在这里找到绝版典籍而惊喜，誉之为“救命场”和“文化奇缘”。

　　会馆文化。北京历史上有400多处会馆，大部分建于清朝，而且坐落在宣南。会馆名义上是同乡会，大多由商业行会出资修建，类似各省或地方“驻京办事处”和“商会联络处”，全国各地进京赶考、经商、谋官、议事的人士常住会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林则徐、龚自珍、鲁迅等封疆大吏和社会名流，也曾住在会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居住的会馆，成了“戊戌变法”的策源地。孙中山在湖广会馆召开了国民党成立大会。青年毛泽东也是在会馆组织召开千余人的“驱张大会”，声援湖南省驱逐军阀张敬尧的学生运动。全国各地精英人物与来京应试的举人学子，在会馆交流各种信息，使之成为“信息中心”，这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非常重要。交流信息，开阔视野，活跃思想，促进变革，形成了独特的宣南会馆文化。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通讯便捷，多媒体和电脑网络四通八达，我们要继承和发展的，主要是交流信息、开阔视野、冲破思想禁锢的精神。至于会馆旧址，修复了几处，作为历史景观和文化产业保护利用就可以了，没必要也不可能全部修复。

　　梨园之乡。四大徽班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演出后留下了，这很重要，他们必须接受同行业的激烈竞争，才能在高手如林的京都站住脚；另一方面，北京也为他们提供了开阔眼界、博采众家之长的机会。他们汲取了昆曲、汉剧、皮黄、弋阳腔的优美曲调，移植了姊妹艺术许多优秀剧目，在北京“高级戏迷”的百般挑剔、百年挑剔中不断提高，精益求精，终于从一个地方剧种发展为京剧、国剧。京剧科班和表演艺术家“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四小名旦”都住在宣南，别的戏曲团体和艺人大多也住在这里，共同构成了梨园之乡。要说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萧长华等主办的戏曲院校，在这里培养了上千名艺术人才，支援了全国戏曲事业。京剧是我们的国粹、国宝，是京味文化的奇葩。京剧发展的历史，体现了宣南文化的进取精神。

　　天桥游乐。天桥游艺场是民众乐园，是民俗文艺集萃之地，侯宝林、新凤霞等著名艺术家由此发轫。改革开放新时期，黄宗汉等同志设想恢复这个清末民初十分热闹的“穷人乐园”，先拍一部老天桥的电视剧作舆论宣传，还是没有唤回“两个铜板逛天桥”的群众热情。老天桥的“撂地”摔跤，拉洋片看西洋景，席棚说唱，尘土暴腾中的露天小吃，毕竟落后了。需要改善环境，需要与时俱进。看如今，高级剧院一张票卖2000元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发展票价20元的大众游乐项目吧！（作者：赵大年　北京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信息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