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撰文直言汪晖学术抄袭的批评家王彬彬痛陈文学批评环境种种流弊，他说——一些人只把批评当成建构文坛地位的手段。

■对一些批评家来说，从事文学批评无非是为了两种追求，一个是地位追求，一个是利益追求。“因此，他们永远都在唱赞歌。 ”

■当文学批评面对一个对象时，即便是再苛刻的挑剔都是合理的，这样才能让文学有一个不断进步的空间

■理论不可能直接变成文学批评的方法，尤其是有些理论根本是非文学的

■搞文学批评的人，在未成名前勇敢地去批评的后果是，未来的路会遇到许多的障碍和阻滞，而功成名就的又要面对另一种制约

编者按

今天，我们请到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参与重估文学批评，他依然保持“敢言”风格，对当下的文学批评提出尖锐批评，他说，现在文学批评最大、最糟糕的问题是：一些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完全把文学批评当成获取个人名利，建构个人文坛地位的一种手段。今天的批评环境使敢于批评的批评家面对太多障碍，今天的批评方式有太多的生搬硬套，今天的批评家总是在掂量了一番利益后才开口说话。

王彬彬 1962年11月生，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研究。著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鲁迅晚年情怀》、《为批评正名》、《一嘘三叹论文学》、《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等。王彬彬素以“尖锐”著称，曾经撰文批评过许多文化名人。

讨论当下文学批评所存在的问题，不同批评家会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不同的解读方式。不过，归纳起来，总绕不开三个主要的问题：批评的环境、批评的方式、批评队伍的素质。南京大学教授、著名批评家王彬彬是一位强调“批评”的批评家，他总是比其他人看到更多的问题，并且对问题直言不讳。在他看来，今天的批评环境使敢于批评的批评家面对太多障碍，今天的批评方式有太多的生搬硬套，今天的批评家总是在掂量了一番利益后才开口说话。有的批评家在面对一部作品的时候，永远都要先掂量一番，从个人切身利益出发，然后再开口说话

“现在文学批评最大、最糟糕的问题是：一些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完全把文学批评当成获取个人名利，建构个人文坛地位的一种手段。 ”王彬彬说，以此为目的的批评家们，会最大限度地迎合他所看中对象的需要，对他们来说，从事文学批评无非是为了两种追求，一个是地位追求，一个是利益追求。 “因此，他们永远都在唱赞歌。 ”

王彬彬提出了一个并不难解释的问题——“文学批评的本意是什么？ ”他说：“从字面来看，就很容易理解。过去，西方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文学批评应该是文学内部的一种‘敌对’力量，也就是说，是对文学发挥挑剔和提醒作用的一种力量。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文学批评不可以说好话，好的地方当然要说好，但是，绝对不应该完全说好话，永远只说好话。 ”

他认为，当文学批评面对一个对象时，即便是再苛刻的挑剔都是合理的。 “打个很通俗的比喻，一个美食家品尝菜肴，总是要提出一些意见的，盐可以少放一点，油可以多放一点，配料可以多一些这个、少一些那个，火候可以再足一足等等。只要你是行家，就一定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批评家也是如此，你提的意见，就算作家暂时达不到，但是，也要提出来。批评的标准、批评家的理想还应该存在，这样才能让文学有一个不断进步的空间。 ”

但是，现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王彬彬批评说，有的批评家在面对一部作品的时候，永远都要先掂量一番，从个人切身利益出发，然后再开口说话。“这样的人一定会混得很好，一定会成为文坛上大家都喜欢的人，成为在各种场合都能出现的人，成为掌握文坛话语权的人。 ”

“我们回头看看现代文学史上那一批从事文学批评的前辈，当中最著名的是李健吾先生。李先生在当时的文坛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是非常有信誉的人，作家们都很服他。沈从文也好、巴金也好，不管是多优秀的作家，多优秀的作品，李先生总能从中挑出一些毛病来。但是，就算他挑毛病，作家们依然服他、尊敬他。话说回来，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在当下文坛一味唱好的人，尽管他们春风得意，各种文学活动都欢迎他们出现，但是，其实大家内心深处都是看不起他们的。就算是那些跟他们交情匪浅的作家朋友，内心深处也是鄙视他们的。 ”王彬彬说，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喜欢说好话的人，各种场合都乐意邀请他们；但是另一方面，人们的内心深处却在鄙视他们。文学批评始终应该是从批评家对作品的艺术感受出发，理论不可能直接变成文学批评的方法

同时，王彬彬也对当下文学批评的方法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他认为，理论不能直接作为批评的方法。

“文学批评始终应该是从批评家对作品的艺术感受出发，那些外在的各种理论有没有用呢？有用。不过，理论不可能直接变成文学批评的方法，尤其是有些理论根本是非文学的。比如后现代主义理论，它本身就不是文学理论，而是讲人类生活、人类思想观念的，把它作为文学批评的方法，中间应该有一个转化的过程。”

王彬彬强调，批评的方法一定要与批评家的艺术感受联系起来。“有的批评家用理论作框架，随着时代的变化变换着各种框架。有了框架，就把各种作品往里面塞，过一段时期换一个新的框架，再去套作品。循环往复，永远这么做。

从来不是让作品首先进入到自己的心灵，然后从心灵中走出去，再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的文学批评跟作品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批评文章，把当中提及的作品的名字换成其他的作品，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 频繁的活动让批评家们既无时间埋头学问，又纠缠在各种关系之中，文学批评又何来起色呢

王彬彬提出，今天文学批评面对的窘境与学院体制也有一定关系。他说：“学院体制以及现当代文学的学科设置，都对文学批评的发展带来了制约。学院体制容易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使文学批评变成一种纯技术性的行为。 ”

“现在，文坛的运行机制和生态环境都存在问题。搞文学批评的人，在未成名前，要做到勇敢地去批评是很难的。这么做的后果是，未来的路会遇到许多的障碍和阻滞。因为批评，你可能会得罪了张三，而张三在文坛有许多的朋友，在你毫不知情的时候给你设下陷阱，以至于当你的人生遇到人为的挫败时，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得罪的究竟是谁。我个人的感受很多。 ”

王彬彬感叹说，他从不鼓励自己的研究生去勇敢地批评别人，“因为他们未必有我这么幸运。将来他们评职称的时候，他们要争取课题的时候，也许会因为曾经大胆批评过什么人而受到不可预计的影响和干扰。 ”

初出茅庐的批评者要为了将来打算，不能做得罪人的事情；而功成名就、在文坛具有一定地位的批评家又如何呢？王彬彬说，这些人又要面对另一种制约。“如果真的在文学界混出了一些名堂，真正进入到圈子里，其结果是，大家都成了朋友，而且三天两头地见面。”于是，人情、利益、交易……接踵而来，“批评”又遭遇到另一种“淹没”。

对此，王彬彬感到十分无奈，他说：“今天，我们的文学很奇怪。一方面，我们说文学处于低迷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文学活动又如此之多。文学活动太多对文学发展绝对是有害的，今天这个省把一群作家邀请到一起，明天那个省也邀请他们过去。上个月刚在长沙见过，这个月又在南京见，下个月昆明又见了。三天两头地碰面。 ”频繁的活动让批评家们既无时间埋头学问，又纠缠在各种关系之中，文学批评又何来起色呢？（记者/王 研）

    信息来源：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