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门，左图摄于2005年7月，右图摄于1930年前后。

 

清华大学的院士墙

清华大事记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校长进入清华大学，由此开启了被人们称为清华“黄金时期”的阶段。梅贻琦为人木讷寡言，然而在他心里，他比前任校长们更清楚也更尊重教授治校的精神与制度。他上任后就开始大力聘请师资上。一时间，清华名师云集：顾毓琇、闻一多、王力、钱穆、周同庆、萧功权、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俞平伯、吴宓、叶公超、金岳霖、张岱年、吴晗、叶企孙、周培元……这个名单几乎囊括当时各个学科的一代宗师。

　　●1952年6月至9月，全国高校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院系调整”运动。两个月后，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治下的清华园培养出了建国后的“黄金一代”。1959年入学、1965届毕业的学生中间走出了7位院士，2位政治局常委，3位正部长，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

    ●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认为，清华现在的人文精神有进步，但还不尽如人意。清华过去几十年的提法“听话出活”，对人才培养起到的作用，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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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建校百年史：对建设中国居功至伟

　　整整100年前，中国人从推翻帝制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苦苦求索，遍尝各种方式，寻找复兴国家的自强之路。诞生于此刻的清华园，无疑寄托着国人以学习西学起家、以中国气概立足之梦想。

　　华罗庚、吴晗、曹禺、费孝通、钱伟长、钱学森、梁思成、竺可桢、季羡林……这一个个灿若星辰的名字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然而，这并非是今天我们庆祝清华百年华涎的全部理由。这所为建设新中国培育第一批栋梁之才的大学，以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依然激励着我们。

　　在清华的百年历史中，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后期至为重要。彼时，清华大学结束了纷乱的校政之争，建立起稳固的“教授治校”体制，在梅贻琦校长的带领下，清华大学一流名师荟萃，以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培养出一批世界级的优秀毕业生。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当代各学科的奠基人和带头人。清华之成为清华，正是从这“黄金十年”而来。而此期间所崇尚的学术自由、民主治校、尊奉大师、通才教育、中西会通、文理工并举等理念，历经历史的曲折跌宕，却是日久弥新。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为一方树人之地，清华尚显年轻。遥望大洋彼岸的欧美名校，英国的牛津已近千年，剑桥700多载；而即使是在年轻的美国，哈佛也已300多岁。百岁清华如今正站在承前启后的历史时刻，建设中国，任重而道远。

百年清华殊途同归

　　清华对于建设中国之贡献可以“居功至伟”来形容，在中国百年几经跌宕曲折的历史中，这份杰出的成绩单可谓来之不易，其中既包涵几代人的不断改革创新，更有对清华精神的不懈坚持

　　按建筑的色调，清华学子们喜欢将校园分为“白区”和“红区”：主校门一带，是仿苏联样式的主楼，以及上世纪90年代兴建的一批“水泥盒子”，坚硬、平实，以白色为基调；二校门以北，则是仿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格局而设计的欧式古典风格老建筑，包括大礼堂和图书馆等等，以厚重温暖的红砖墙为统一标识。

　　如果再算上清华校内的“灰区”——以灰色调为主的中国古代皇家园林，清华的各种色调令人不禁感慨，历史犹如一位调色师，擅长以不同颜色给这所百年名校打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红区”里的科学馆，自1926年以来，就一直是物理系所在地，直至1999年新的理科馆落成。在为新馆选址时，当时的物理系主任陈皓明便弃“白区”不选，唯独看中了西北门内的一片空地。那里离古典的“红区”更近，并矗立着1932年建成的化学系馆。而待新的理科馆建成以后，它的建筑风格以及红砖外墙的装饰，也与科学馆如出一辙。

　　如今，化学馆对面，就是呈半“口”字型的理科馆，其西翼是数学系，东翼是物理系，再加之一旁新建起的生命科学学院，一个 “新红区”，已在清华校园的西北角悄然形成。

　　从“红区”到“白区”，再回归至“新红区”，清华大学的百年足迹，在凝固着历史的建筑上可见一斑。

割裂

　　清华理科馆的红砖墙上，如今已爬满青藤。楼前草坪，不见雕塑，也无立碑，只有一个四方型下沉式小广场，衬得整座建筑群愈发沉静典雅，令人联想起那些虚怀若谷的大师们。

　　在共和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4位曾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其中有9位出自物理系。

　　清华大学及物理系为中国核工业的贡献可用“居功至伟”来形容。据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清华1950级毕业生方惠坚介绍，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现场的普通工作人员中，有26名清华毕业生；马兰核试验基地曾有3任基地司令员来自清华；在中国各个核研究院、工厂与试验基地工作过的清华人，总共约有上百位。“这不仅包括物理系毕业生，也有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方惠坚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两弹一星”元勋中的大部分出自梅贻琦时代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但剩下的更多成就，则应归功于建国后的“新清华”。而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大学走过的历程，就会发现这些成绩实为来之不易。

　　1952年6月至9月，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号召下，全国高校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院系调整”运动。在这场变革中，清华由原来的综合性大学被重新定位为多科性工业大学，文、理、法学院几乎全被调整出去，其中，物理系的绝大部分教师和全部学生，被并入北大。

　　在院系调整两个月后，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这位曾在1932年就读于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青年运动领袖，自此掌舵清华14年，成为该校校史上又一位重量级人物。

　　文、理科被分离出去，用蒋南翔的话来说，是清华的一次“伤筋动骨的腹泻”。他甚至表示，“我要是早到清华半年，绝对不会同意这个方案！”

　　蒋南翔后悔于自己的“迟到”，并做了个人最大程度的挽救——清华图书馆保有30万余册珍贵的古籍善本及甲骨文、青铜器等一批珍贵文物，原本要随着文学院的迁出而一起被调走，但被他坚决“截留”了下来。“图书馆馆藏是一所大学的无价之宝，这些古籍文物后来就成为我们恢复中文社科专业的基础。”方惠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在历史潮流面前，个人的力量终归有限。刚刚从清华物理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朱邦芬院士就在《清华物理八十年》一书中写道：“可是，如果蒋南翔当时是校长，就真的能保住物理系吗？”

　　蒋南翔来清华后，开展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将清华的教育体系从原本注重“通才教育”的欧美路线改造成了更偏重于实际运用的“苏联模式”，培育了大批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满足了新中国成立伊始对专业人才的极度渴求。

　　清华土木系1968届校友王铁藩认为，蒋南翔在清华大学追求的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的专业人才，追求人才的专业化与政治化的高度结合，在这方面，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提出了“双肩挑”和“两种人会师”的口号，其首创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更成为其他高校学生政治工作制度之滥觞。

　　就在百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清华校方还隆重举行了纪念蒋南翔教育思想的座谈会。实际上，蒋南翔对教育的思考是深刻的。他曾多次表示，“我们能否培养出林家翘这样的科学家？培养不出来，我们只好承认领导失败。”林家翘是美国华裔著名应用数学家、物理学家，1937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

　　蒋南翔治下的清华园也培养出了建国后的“黄金一代”。1958年，清华改为六学年制。因此，1959年入学、1965届毕业的学生刚好避开了一头一尾的“大跃进”和“文革”，完整、系统地接受了六年制本科教育。之后，这一届毕业生虽然经历了“文革”的挫折，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据统计，这批人中间走出了7位院士，2位政治局常委，3位正部长，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

　　然而，1952年的院系调整，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使得建国后的“新清华”与建国前的“旧清华”渐行渐远，甚至于完全割裂。在清华第一教学楼的西北空地上，立有一方石碑。那里是学生们时常流连的处所，但直到1990年代，绝大部分的清华学生都不知道，那尊绿苔斑驳的石碑竟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纪念碑！

　　对于当时奉行的苏联教育模式，朱邦芬在《清华物理八十年》一书中也有反思：“它虽然缓解了当时的技术人才短缺，但这种高度一统化的教育模式有明显的缺点，把培养人才当作流水线上的生产产品，用技能训练替代现代教育模式，使高校的专业变得相当狭窄，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影响了学科间的交叉，也阻断了培养大师级人才的可能性，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社会进步产生了不利影响。”

重建

　　当全国最好的物理系在清华绝迹，命运女神又给清华打开了另外一道门。

　　1955年1月，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9月，蒋南翔与时任北大教务长的周培源、清华教务长钱伟长等5人出访苏联，考察苏联核科学专业的办学情况。回国后，在蒋南翔的建议和组织下，经国务院批准，清华增设工程物理、自动控制、工程力学等10个新兴专业，并开始大力发展应用理科。到文革前，清华园已扩展为12个系40个专业。也是在蒋南翔的坚持下，清华保持了多科性工学大学的模式，并没有被“专家”改造为单一的土水建工程学院。

　　“当时设立工程物理系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原子弹，但为了避免引起敏感，就用了‘工程物理’这样一个名字。”方惠坚解释说。

　　新专业的设立，及时满足了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1957年，清华自动控制系为当时的五院(即航天工业部前身)和二机部(核工业部)定向培养了287名学生，他们后来成为中国尖端工业的第一批技术骨干。

　　据统计，从1956年到1976年二十年间，清华工程物理系为国家输送了3000名专业人才。而更为至关重要的是，通过工物系的建设，清华恢复了理论物理、核物理和材料物理的研究，为1982年物理系的恢复保留了火种。

　　“物理系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主要得益于一批杰出校友的鼎力支持和老清华物理系的传统。”朱邦芬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

　　“自从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成为一个纯粹的工程大学……在短期内，清华若继续集中注重工程，对国家可有很大贡献，但在短期的后一阶段即长期部分，清华倘只搞工程而无理科与工课的并行发展，工科就缺乏理科的基础与启发，工程自己也难搞上去，尤其不能寻求创造与革新的途径，对国家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而这种基础，需要长期循序渐进的建立，决不能等到急需的时候，一挥手就可招来的。所以清华应该稳稳地站在工程上面，从现在起就迈一步开始铺垫理科的基础，以期达到理工并行和结合的地步。”

　　这是1980年任之恭写给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刘达的一封信。

　　任之恭，清华学校1926级校友、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研究中心顾问、曾经担任清华物理系教授。1972年，他组织了第一个美籍华裔学者访问团回国。1980年下半年，他以74岁的高龄来清华讲学6个星期，并写了这封信，阐述理科对于清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强烈建议恢复物理系。

　　刘达对此由衷赞成，于是登门拜访当时已升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也获得蒋南翔的赞许。

　　实际上，当时除了任之恭以外，国家科委党组成员黄葳、1951级毕业生何祚庥等大批知名的海内外清华校友也为物理系复系做出了巨大努力。

　　1982年，邓小平拍板决定，恢复清华大学物理系。那一年的6月24日，以当时的物理教研组、工程物理系理论物理组、固体物理、核物理教研组为基础，物理系得以在清华正式重建。

回归

　　清华物理系新馆3层有一面院士墙，上面挂满铭牌，记载着自叶企孙时代以来每一位出自物理系的两院院士名字，迄今共有84人。当前，清华物理系拥有在职院士9名，是全校拥有院士最多的一个系。

　　以1979年经济管理学院的重建为标准，此后20年，清华开始陆续恢复人文社会学科，而学校的定位也随之再次发生转变。1993年夏，方惠坚在清华大学中层干部会上，提出要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清华今后的目标，得到大家一致赞成。而这一目标，很快就随着“985”工程的实施而上升为国家意志。

　　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大百年校庆上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此后，清华和北大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3年18个亿”这一力度空前的经费支持。同时，清华校方也提出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思路。

　　在此背景之下，清华物理系也迎来了重建后真正的春天。为了物理系良性的、长远的发展，2002年，时任清华校长的王大中请来4位国际知名科学家对物理系进行评估。这4位学者分别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加州伯克利分校的沈元壤、香港科技大学的沈平与斯坦福大学的沈志勋。几经调研，四人提交了一份极具分量的评估报告。

　　“他们并没有客气，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许多建议与意见。比如，他们认为，物理系对教学的投入是不够的，并明确指出，即使是研究型大学，也应当把教学放在第一位。”朱邦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四位学者还在报告中指出：虽然清华物理系发展迅速可喜，但与国际一流水平仍有距离，也还隐藏着一些严重问题。

　　因此，当朱邦芬于2003年出任物理系主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在全系加强教学工作，为此全系教授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加强教学工作的决议”，规定所有65岁以下、既做科研又担任教学任务的老师，要在两年内上满3门课。

　　“大学教授的本职工作是要给学生授课，少上一门课要罚款4万元。我身为系主任，按规定可以少上一门课，但我并没有减少自己的课程。当时有一位老师，还是院士，没有完成任务就被罚了款。”朱邦芬回忆说。

　　而更富有含义的一个举措，是物理系开始进行体制改革，成为全校率先恢复“教授治学”的院系之一，具体做法即与教学和科研相关的所有重大决策必须得到系教授大会和全系职工大会的批准和同意。

　　“我们想强调的是，在学术领域，学术权力要比行政权力大。而这正是老清华时期的做法，我们其实是在恢复过去一些好的传统。”朱邦芬说。他还举例解释说，无论是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评选，还是引进人才和经费分拨，他即使身为系主任都无权干涉，皆由教授大会下面的各个专门委员会集体决定，很多决策都是当场投票表决。

　　2010年，物理系又进行了第二次国际评估。这次评估肯定了物理系在推行“教授治学”方面取得的进步，并指出“现在如果以国际标准来评估，清华物理系的科研实力已可与美国中上级大学媲美。而本科生的素质，更是与美国顶尖大学相比也毫不逊色”。

　　“清华物理系在近20年尤其是近10年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我相信再有10年，我们将接近国际上的最好水准。”朱邦芬说。

“现在就是清华最好的时候！”方惠坚认为，无论是社会环境、政府支持力度，还是学生素质、师资力量、科研水平方面，清华都面临最好的机遇。他也认为，清华校内一直不乏有思想、有才华的教授，而作为清华的领导者，最应该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宽松的氛围，充分发挥教授们的积极性。

　　还有人想得更深更远。王铁藩就表示，最近这些年来，老清华与新清华有了相互贯通融合的迹象，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被重新启用，“人文日新”日益被张扬，不仅“理工合校”而且“文理荟萃”了，甚而在校园道路的命名中，也起用了诸如“明德”“新民”“至善”这些出自梅贻琦之口并带有中国传统哲学意味的词汇。但是，也有一些新旧思想依然纠结冲突，比如先前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后来的“又红又专”“听话出活”依旧没有找到对接之处……

　　对此，朱邦芬认为，清华现在的人文精神有进步，但还不尽如人意。清华过去几十年的提法“听话出活”，对人才培养起到的作用，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一方面，‘听话出活’有利于行政管理与团队建设，对于清华毕业生比较好地适应社会、高效率地完成工程项目有帮助，因为绝大多数单位领导喜欢下属听话出活。但对于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素质是批判性思维，‘听话出活’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是灾难性的。”

　　2009年，清华大学启动了一个新的人才培养项目——“清华学堂班”，在数学、物理、计算机、力学、生命科学、化学等6个基础学科的本科生中，选一批拔尖人才进行因材施教。

　　据朱邦芬介绍，不同于许多尖子班给学生“开小灶”的做法，“清华学堂物理班”的因材施教不是“教多一些，教深一些，教早一些”，而是给学生减负，让这些学生有时间按自己的兴趣、主动地学习和探索，甚至可以不上一些必修课。“等清华学堂修缮完毕后，这几个班的学生将一同聚在那里上课。届时，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一起可以进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就像清华学堂时期那样。” （记者/钱炜）

 

罗家伦

1923年清华大学职员的合影：前排左四为教务长张彭春，前排左五为校长曹云祥

　　在清华当校长不是件容易事，尤其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清华的教授太“牛”。在中国，“教授治校”制度最早是由蔡元培提出，而真正得到圆满贯彻却是在清华。随着梅贻琦校长将它正式固定合法化，清华奠定了它成为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石

教授治校的时代

　　1928年9月18日，北平城西郊，清华校园里官宦达人与新闻记者云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已经一年多，在三个月前的6月8日，北伐军开进了北平，清华大学即从北洋政府的手中被接管了。而9月18日这一天，正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清华大学新校长罗家伦正式上任的日子。

　　就职典礼相当隆重。清华学校董事会、北平政府分会、平津卫戍总司令、北平特别市党部、市政府、外交部、美国公使馆、燕京大学等均有代表参加。罗家伦宣誓道：“余誓以至诚，谨守中华民国教育宗旨，谋造成国立清华大学学术独立发展之一主要基础，以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必遵廉洁，务去浮滥，如有或违，愿受党员之严厉制裁。谨誓。”

　　罗家伦：

　　清华大学前一定要加“国立”二字

　　罗家伦并非等闲人物。此公1917至1920年间在北京大学读书，正值“五四”，成为学生领袖之一。毕业后赴美欧深造，1926年回国当教授，虽1927年春天才加入国民党，但却深得蒋介石器重，曾担任蒋的秘书，军阶少将。此次任清华大学校长，是蔡元培推荐，也是蒋介石首肯。后来，罗家伦又担任过中央大学校长等要职，一辈子活跃于政界与教育界。

　　据罗家伦后来回忆，被任命做清华大学校长，他事先一点不知情。但是，一旦任命下来，他立即斗志昂扬进入角色。首先，他要求，在“清华大学”前面要加上“国立”二字，因为他发现自己的任命书上没有这两字。为此，他请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贻写了一张“国立清华大学”的大字，动身时带上，后来，它成为清华大学的校匾。

　　为什么一定要加上“国立”？这牵涉到清华的由来。众所周知，清华学堂在1911年最初成立，是由美国人退还的庚子赔款而来，旨在用这笔钱办起留美预备学校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到了清华的第二任校长周诒春时，已经有了将清华改办成正规大学的计划，到了1922年曹云祥担任校长后，又把这个计划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正式成立了大学部。曹云祥在任6年，做成的另一件事就是成立了日后名满天下的国学院，聘任了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导师”。所以到1925年时，清华已同时存在三个学制：游美预备部、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

　　由于这些历史渊源，清华一直不是由教育部领导而是隶属外交部。罗家伦决心把这件事给理顺。果然，外交部提出种种不同意的理由，不肯交出清华。他们也反对在清华大学前面加上“国立”二字，说怕伤美国的感情。罗家伦反驳说：美国的赔款就是退还中国来办学校的，这个钱本来是国库的钱，现在美国退还国库，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国立”二字？——时年31岁的罗家伦，果然年轻气盛。

　　清华正式成为国立大学，正是从1928年罗家伦就任校长开始，而正式从外交部划出归属教育部，是在次年的5月，到了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决定取消清华大学的董事会——这个董事会成立于1917年，开始以10人组成，由外交部主导任命，掌管清华的财权，后来改为三人组成，外交部两人加上美国公使馆参赞，曾经成为清华的主导势力。新校长罗家伦上任不足一年，即把这些行政体系上的障碍一一摆平。

　　但是，罗家伦却深知，仅凭自己新官上任这几把火，是无法把清华治好的，清华的学生，桀骜不驯，清华的教授，自治与自立的意识深厚，不倚重他们，就无法在清华立足。

教授治校：民主议事发扬光大

　　罗家伦知道，在1922年曹云祥当校长之前，清华的学生们从1918年到1921年间，曾经赶跑了外交部任命的三位校长张煜全、罗忠诒和金邦正，成为轰动一时的“三赶校长”事件。而曹云祥当了校长之后，清华早期的毕业生陆续回校任教者日渐增多。这些留美回来的学生们大多不满清华的落后状态，主张改革清华，提高清华的学术地位，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实行教授治校等，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少壮派”。而这期间，曹云祥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初步建立了清华的“教授治校”制度。

　　早期清华在建立起来之后，曾经历过“职员管理阶段”，即校长说了算，各部门职员协助校长管理；然后是董事会管理学校；再往后，董事会的主导地位下降，开始了“教授治校”的阶段，这时教授协同校长管理学校，成为学校行政管理的主体。

　　教授治校并非是清华的首创。在中国，最早提出教授治校的，是蔡元培。早在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时，就起草《大学令》，规定大学要建立评议会、教授会的组织。1917年，蔡元培主持设立了北大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议长由校长担任，评议员是各科学长和各科分别推举的教授代表，任期一年。按蔡元培的想法，连大学校长，也应该是民主选出的。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北大的教授治校制度推行得并不顺利。

　　而在清华，教授治校的原则却得到了发扬光大。当留美回来的任教者对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后，经过反复讨论，清华教职员会议在1926年4月15日三读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纲设了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一为评议会，一为教授会。

　　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出的评议员共7人组成，校长为主席，职权范围是：1.规定全校教育方针；2.议决各学系的废立与变更；3.议决校内各机关的废立与变更；4.制定校内各种规则；5.委任下列财务、训育、出版、建筑四种常设委员会委员；6.审定预算决算；7.授予学位；8.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9.议决其他重要事项。

　　由此可见，评议会掌控了学校的教育方针和大部分人、财、物之权力。但是，这些职权中的第一、二、三、六项，评议会要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如果被教授会以三分之二否决，就要复议。也就是说教授会对评议会的权利是有制衡的。

　　而教授会的职权是：1.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2.审定全校课程；3.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4.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5.讨论决定由评议会以三分之二通过提出对本组织大纲之修正案。

　　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该系教授、教员于教授中推举，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长和校长的人选也得事先征询评议会的同意。

　　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华的科学馆212号教室，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授会如期举行。到会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会人数的78%，而且发言非常热烈。事后的会议记录上可以看到人们执行民主程序的热情与认真。比如选举教务长的过程。会场上有余日宜教授提出、并获得赵元任教授的附议：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选时，通过者须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而第三次票选半数通过就可以。另有陈福田教授主张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赞成。结果，梅贻琦在第三次投票时获得33票，成为了清华有史以来第一位民主选出的教务长。

　　接下来，评议会和教授会不断开会，设计各学系的设立，选举出系主任，决定课程大纲，台湾学者苏云峰在他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中记述这一切时不由叹道：“可见二会成立后，教授们是何等的热心和积极参与校务，且未曾间断。”后人们从当年的另一位清华名教授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看到这些名倾一时的中国大牌教授们，包括赵元任、陈寅恪、李济、金岳霖等，如何频繁私下聚会，讨论校务，商量对策，起草宣言。人们常常觉得，但凡是做学问者应该对这些“政治”不感兴趣，其实，当教授们被真正赋予管理责任与权利时，他们的热情超乎人们的想象。

　　两年之后，当罗家伦来执掌清华大学时，清华教授会选举出的教务长是余日宣，而时任物理系主任的叶企孙是评议会的成员之一。

“真空”时期：

　　一个个被倒掉的校长们

　　罗家伦带来了国民政府于当年9月5日颁布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共31条。这个条例与清华在1926年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相比，有了很多修改，教授会和评议会虽然还在，但是权力相对削减，比如教授会原来拥有的选举教务长权、否决评议会决议权、推荐各系教授权和推举系主任权就被删去，而政府主管教育部门和校长的权力却得到加强——实际上国民党何尝不想从教授们手中收回主管学校的权力呢？

　　但是罗家伦马上就感觉到了清华的教授们对这个条例的不满。为减少阻力，取得教授会和评议会的合作，他也作了若干让步，同意重修《国立清华大学条例》，赋予教授们更多的权力。

　　尽管后人对罗家伦批评甚多，但平心而论，在掌管清华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对清华的贡献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他努力提高教师的地位；提高中国课程的地位；压低洋人的地位；开解女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不遗余力地聘请了一批当时国内外著名学者教授到清华任教；增设地理系和土木工程系，成立文，理，法三个学院等等。历史学家高华曾这样评价罗家伦：“即使是他在清华实施备受批评的‘四化’，即‘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也不能被一概否定。其中，廉洁化、学术化和平民化都对当时清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只有其中的纪律化政治味最浓，有明显为当政者直接服务之目的，而且采取的措施也不妥当，过于激进，招致清华师生的抵触。”

　　高华这样分析罗家伦最终辞职的原因：罗家伦的政治背景过强，他在清华实施的改革也过于突出政治；再者他资历浅，学术上无地位，而且讲话常大言不惭，招来许多非议和反对。1930年5月，国民党发生内讧，冯玉祥，阎锡山对蒋介石开战，汪精卫，阎锡山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北方失势，清华师生趁机掀起“驱罗”运动。5月20日，学生代表大会提出了“请罗家伦自动辞职”的议案，罗氏政治上失去靠山，在校内又得不到拥戴，内外交困中终于辞职而去。

在罗家伦之后，清华经历了一年多没有校长的“真空时期”，说它“真空”，并非说它真的没有校长，而是后来的两位校长都不被清华师生所接受，先后被驱走，这一年多管理学校的，实际上就是教授会(及教授会所产生的评议会和校务委员会)，直到1931年梅贻琦校长到任。

　　接替罗家伦当清华校长的，是乔万选。他是由正占领北平的阎锡山派来的。说起乔万选，其实也是个出身正路的学者，他是清华1923年毕业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任过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央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等职。当然，他与阎锡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不但是阎的老乡，而且也是他的幕僚。

　　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不喜欢乔万选并非是出于对他个人的什么好恶，而是对政治势力干涉校务一向反感。1930年6月25日，乔万选前来上任，竟是带了阎锡山军队数车的士兵前来压阵。而清华的学生们毫不示弱，打起“拒绝乔万选”的大旗，在校门口组织纠察队阻止乔万选进校。乔万选最终知难而退。

　　事后，清华校务委员会致电阎锡山：学生纯出于爱校热忱，其心无他，而目前校务已由校务委员会维持，不受影响。两天后，清华教授会也发布宣言表态：一、“校长自应由正式政府主持教育之机关产生，若任何机关皆可以一纸命令，任用校长，则学校前途，将不堪设想。二、愿学校行政，亦能走出政潮，独立进行，俾在兵戈扰攘之中，青年尚有一安心求学之处。”

　　阎锡山再也没敢选派新校长前来清华。

　　又过了9个月，此时中原大战已经结束半年，蒋介石掌握的国民政府又控制了北平。清华校长的人选问题又摆在面前。

　　这一次，亲自兼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选中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主任吴南轩来做清华校长。吴南轩，复旦大学毕业后，留美10年，回国后担任过河南大学校长等职，也算是学人出身。

　　但是在清华教授们的眼中，吴南轩并无学术地位，加上他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教授们对他并无好感。4月，吴南轩进校后，他公开宣布他的使命是“为党国培养人才”，专断独行，反对教授治校的制度，很快就与教授会产生尖锐分歧。

　　5月28日，教授会根据萨本栋、金岳霖、杨武之等15位教授的联名要求，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决议，谴责吴南轩“惟务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加以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如雇员”，要求教育部“请另简贤能”。第二天，清华学生会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表示坚定支持教授会决议。学生们还整队至校长住宅，请其即时离校。

　　在清华的一片反对声中，吴南轩带了清华的印信，逃到了市区的东交民巷“遥控办公”，但最终还是没有撑过去，在6月25日离开了北平。

　　这之后，南京的国民政府也不敢随便派人担任清华校长。

　　吴南轩走后，南京教育部曾委派翁文灏“暂代校务”，翁以兼职太多一再推辞，教育部又转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处理校务。在叶企孙按学校规定学术休假去德国后，清华教授会就向南京教育部索取了选举代理院长、代理教务长、秘书长的临时权力，在很罕见的没有校长的一年多时间里，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体制就这样合法化并固定下来。

 

梅贻琦

　　梅贻琦入主：开启黄金时代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校长进入清华大学，由此开启了被人们称为清华“黄金时期”的阶段。

　　梅贻琦为人木讷寡言，然而在他心里，他比前任校长们更清楚也更尊重教授治校的精神与制度。在就职典礼上，他讲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他认为，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桌椅板凳的。他把校长比作京剧里演“王帽”的——所谓“‘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但是观众看的不是“王帽”，因为好戏并不是要他唱的。如果观众对这台戏叫好，他不过“与有荣焉”而已。在梅贻琦的任下，清华的教授治校体制一直维持到1948年年底，长达17年。

　　梅贻琦对教授的尊重表现在他上任后就开始大力聘请师资上。一时间，清华名师云集：顾毓琇、闻一多、王力、钱穆、周同庆、萧功权、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俞平伯、吴宓、叶公超、金岳霖、张岱年、吴晗、叶企孙、周培元……这个名单几乎囊括当时各个学科的一代宗师。

　　与此同时，梅贻琦谨慎处理好清华的教授治校体制。在他面前，有两份关于清华大学的文件。一份是国民政府1928年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一份是1926年清华自己拟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前者比后者删减了许多教授会的权力而增加了校长的权力。然而，梅贻琦自动放弃政府所授予的大权，实际上，在他任校长期间，依据的仍是清华自己拟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也就是，评议会为清华最高权力机构，教授会为制衡角色，而校长是“虚君”。无论评议会、教授会、校务会议还是学生会，校务依照民主体制运作，开会时与会者均有提案权与自由发言权，采取多数表决。这种尊重多数与个人自由表达意见的制度，成为了清华师生共同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在抗战年代的西南联大时期，除了评议会未设以外，其他制度一直坚持着。

　　有一件小事，也许可以从侧面佐证，什么是已经深入人心的教授治校理念。1935年，在清华任教务长的潘光旦教授接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安徽省主席刘振华的一个请求：望潘光旦高抬贵手，让自己的儿子能够不经考试就能到清华当旁听生。对于这一并不合清华规定的请求，潘光旦回答道：“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

　　因而，台湾学者苏云峰如此评价梅贻琦：其“最大贡献在于让清华教授实质上享有其他国立大学未曾有的治校权力”。

　　“通才教育”是梅贻琦上任后一直坚持的重要理念。梅贻奇提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知识储备，即便是工程专业的学生，对“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等都要知道一点”。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人”。

　　当时考进清华的学生都会与录取通知书一起接到一张通告，告知， “本校第一年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工学院分院不分系”。 事实上，当时强调的通才教育并非狭隘地要求学生在自然、社会、人文各方面成为综合的通才，而是要求他们各方面都有一定的通识。它的真谛在于把所有学生作为“人才”来培养，给予人文、科学诸方面的教育，而不是“制造”犹如“机器”般的专才。

　　梅贻琦在清华的师生中威信极高。他的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思想，构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三大支柱，令清华的师生们心悦诚服，一向以驱赶校长为家常便饭的清华师生们，从此甘愿与校长一起，把清华带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也终于奠定了清华大学在中国数一数二的学术地位。梅贻琦自此成为清华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校长——而在清华学子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位“终身校长”。（记者/黄艾禾）

 

1995年4月30日，著名科学家施嘉炀和叶企孙的弟子王淦昌（左），在清华大学为新落成的叶企孙铜像揭幕。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在礼堂前合影。1 排左起：戴中扆、周培源、赵忠尧、叶企孙、萨本栋、任之恭、傅承义、王遵明；2 排左起：杨龙生、彭桓武、钱三强、钱伟长、李鼎初、池钟瀛、秦馨菱、王大珩；3 排左起：于光远、杨镇邦、谢毓章、孙珍宝、刘庆龄；4 排左起：赫崇本、戴振铎。

　　他缔造了清华物理系及理学院，从那里走出来的科学家构建了共和国尖端科学应用与研发队伍的脊梁。在23位“两弹一星”功臣之中，十多人师承于他

缔造大师的金手指

　　整整100年前，即1911年的2月，一个名叫叶鸿眷的年轻人考取了北京清华学堂，成为“游美肄业馆”更名“清华学堂”之后走进清华园的第一批学生。这个13岁的少年，就是日后桃李满天下的叶企孙。

　　叶企孙这个名字对于一般人而言并非耳熟能详，但在他门下受业的弟子，名谓则是振聋发聩——华罗庚，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正是这一个个俯仰天地的大师，成就了清华的黄金一代，也为这所大学奠定了名扬国际的声誉与坚实的学术根基。

　　如果说梅贻琦在清华巩固了学术自由、民主管理、尊奉大师的治校之道，那么，叶企孙就是这一理念的坚定信徒与执行者。他一手创建了物理学系，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理学院各系发展的奠基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之所以从一所小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转变为名实相符的大学，都要归功于理学院，而物理学系则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十七岁聪俊之士创建物理系

　　出生于1898年的叶企孙，幼时入学著名的敬业学堂，这所创办于1748年的书院，以经书举业为办学主旨；随着时代变迁，西学东渐的趋势开始形成，敬业书院也匆匆更名为敬业学堂。叶企孙的父亲在此担任校长，是他的启蒙老师。

　　在新式学堂里，熟悉的国文、经史不再是唯一的学习内容，西算、理化、外文等新式课程日渐主流。耳濡目染之间，叶企孙开始喜欢上了理化课程，逐渐偏离了未来成为国学大师的既定方向，转而走上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13岁的叶企孙通过考试顺利步入北京清华学堂，成为“游美肄业馆”正式更名“清华学堂”后的第一批学生。当时的清华校友吴宓将他形容为“年龄优质而英文程度极深”的“聪俊之士”。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知识分子空前活跃。

清华校内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就包括了叶企孙于1914年创办并出任社长的清华“科学会”。彼时，对“科学”的追求和向往已深深扎根于清华学子心中，伴随着他们日益高涨的热情，“科学会”逐渐壮大，乃至影响全国。

　　1918年，叶企孙登上赴美留学的“南京轮”，远赴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实验物理博士学位，师从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教授布里奇曼。

　　叶企孙学成归国之时，恰逢清华学校在1925年创立大学部。在清华教务长梅贻琦的力荐之下，27岁的叶企孙到清华出任物理科副教授，担当起了筹建物理系的重任。

　　彼时，清华开设了高中物理学和大学部的普通物理学、力学、电磁学、光学微子运动的物质论、热力学、力学声学热学分子物理实验等21个课目，但师资力量仅有两个教授、一个讲师和两个助教。而在梅贻琦出任教务长之时，物理教授仅剩叶企孙一人，大量课业便压在了他身上。

　　第一届毕业生施士元如此回忆那段时光：“叶先生亲自上课。他担任的课与学生同步升级。我在一年级，他教一年级的普通物理；我升到二年级，他教二年级的电磁学；我升到三年级，他教三年级的光学；我升到四年级，他带我的毕业论文。当时采用的是美国大学的通用教材。叶先生教课很认真，遇到难度较大的地方，他会进行重点解释，有时启发学生思考。他讲话有点口吃，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教学效果。”

　　在不影响教学的同时，为了解决物理系师资严重不足的窘境，叶企孙开始着手招募物理人才。

　　第一个进入叶企孙法眼的是吴有训。在叶企孙留学美国期间，吴有训在留美学子中声名鹊起，起因是他近乎疯狂的实验精神。在短短几个月中，他连续用坏了20多个X射线管。之后，他又协助导师康普顿发表了数篇物理学论文，成功验证了康普顿效应。为此，康普顿获得了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8年的深秋，吴有训欣然接受了叶企孙的邀请，加入了清华物理系。为了表示对吴有训的尊重，叶企孙将他的薪酬水平定在了全系最高，甚至盖过了他这个系主任。

　　在叶企孙身体力行之下，尊师重教之风在物理系深入人心，而正是凭藉这一精神，叶企孙令清华物理系吸引了一批名家前来受聘，包括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周培源等等。欧美著名学者也被吸引到这里短期讲学，当中有欧洲著名物理学家玻尔、英国学者狄拉克、法国学者朗之万、美国信息论创始人维纳和欧洲航空权威冯·卡门等。短短几年之中，仅有一名教授的清华物理系成为了名师云集、具有国际水平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

“给我一堆废铜烂铁，我也能想方设法凑成一个像样的东西”

　　叶企孙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格外看重实验室教学。建系之初，他曾高薪聘请一位来自德国的技术工人，让他配合实验室的工作。在师资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他又在清华校内找来一位工人，安排他在实验室内工作，在上课时配合叶企孙的讲解为大家做实验演示。后来，叶企孙甚至将这位工人破格提拔为正式职员。

　　提及当初的实验室教学，叶企孙的一位弟子王大珩在多年以后依然印象深刻：“叶企孙先生常这样讲：就是不能给你们好的东西用，就是要逼你们学会自己动手。开始我并不理解叶先生为何如此要求，毕业之后我才越来越懂得动手能力对学物理的人来说多么重要。现在，即使给我一堆废铜烂铁，我也能想方设法凑成一个像样的东西。”

　　王大珩后来被科技界称之为中国的“光学之父”，中国精密机械事业、仪器仪表事业、现代计量事业的奠基人。

　　叶企孙的大弟子、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王淦昌对此也是深有感触：“叶师非常重视实验室建设，我们三四年级的实验仪器设备都是我们进校之后才逐步制作购置的。他非常重视学生们动手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既动手又动脑，形成一种风气。”

　　在物理系那段青黄不接的岁月里，叶企孙率先在系里设立工厂，要求学生必须学木工、金工和机械制图等。他在教热力学的时候，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做一个温度计，他则一边讲解测温度的原理，一边解释制作温度仪器的技术关键。由于系里设施仪器欠缺，他就带领学生自己动手制造仪器，自给自足。

　　在叶企孙的倾力组织下，物理系建起了一个个实验室，买来了一件件精密仪器，各种教学设施在此期间日益完善，物理系的教学从而逐渐步入正轨。

　　叶企孙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和他的学生、青年教师在家中聚餐或吃茶点，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清华大学物理系被撤并。

　　1951年考入清华物理系的戴道生在纪念叶企孙的文章中写道：“他常常对我说，要每周或定期邀一些人进行座谈，相当于茶话会，让大家随便谈谈自己工作中遇到和解决的问题，以及当前的研究动态，相互交流，相互提高。同时他总是谦虚地说，这对他也是一种学习。”

　　1929年7月6日，叶企孙被教授会、评议会推荐任命为清华大学理学院首任院长兼物理系主任。那一年，他31岁。

    因人施教，重质不重量

　　叶企孙时常说，学习好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科学家，关键在于是不是具有创造性。他并不主张学生多做习题，尤其是难题怪题；对于程度较好的学生，他会免去一般性课程。他还强调，需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以不同的方式培养，因人施教。

　　每当考试时，叶企孙不喜欢使用统一的试卷，而是因人而异地出不同的题让学生作答。在一次统计物理考试中，叶企孙给王大珩出了一道与众不同的考题：他交给王大珩一本德文的统计物理专著，让王大珩看完专著后写出自己的见解。德文本就生疏的王大珩一时难以理解。数年之后，他方才领悟，当时世界光学研究的中心在德国。恩师的用意即是在此，对他日后开展光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李政道在走向国际级大师的成功道路上，同样离不开叶企孙的启发与提携。

　　抗日爆发后，清华迁至昆明，与北大、南开大学一道合并成立西南联大。转学到这里的李政道开始去上叶企孙教授的电磁学课。尽管叶老师的课上得很好，但所讲内容李政道已经熟知。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开始在叶企孙的课上翻看借来的电磁学高级教程。

　　从此，叶企孙发现班上有个学生总是低头看书，不听他讲课。可到了提问环节，该学生又总是对答如流。于是，叶企孙开始留意这个表现异常的学生。

　　终于有一天，师生间有了以下这段对话：

　　“你能看懂这本教材吗？”

　　“能，快看完了。”李政道紧张地说。

　　“既然都能看懂这本书，还来听我的课不是浪费时间吗？”

　　李政道不敢回答。

　　看着低头不语的李政道，叶企孙笑着说：“以后再有我的课，你可以不来听了，我批准你免课。但实验你必须做，绝对不许缺课。”

　　在之后的一次电磁学考试中，李政道信心十足交卷后，原以为至少得95分以上，却只得了83分。叶企孙告诉李政道，“你的理论成绩几乎得了满分，但实验成绩拖了总分的后腿。如果实验不行，理论分数永远不可能得满分。”

　　李政道心服口服，从此更加脚踏实地以理论结合实践潜心学习。

　　1946年春节过后，政府选派数理化三方面的优秀研究生去美国深造，叶企孙于是推荐了李政道。那时，正在就读大学二年级的李政道只有19岁。破格推荐如此年少之人赴美，一时引起各方争议，成为西南联大的头条新闻。

　　但事实证明，叶企孙的慧眼成就了一个物理学的大师。仅仅11年之后，李政道和师兄杨振宁一道便在美国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无论是在引进师资、招生，还是在日常教学中，叶企孙始终强调“重质不重量”。从1929年至1938年十年间，清华物理系毕业生只有74人，整个理学院也只有361人。纵观整个清华园的学生升学情况，每年淘汰率基本都在19%以上，而理学院的淘汰率则一直位列榜首。

　　叶企孙选拔、培养人才的标准极为严苛，但也正是源于这一理念，但凡从理学院顺利毕业的学生，未来的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从1925年叶企孙创建清华物理系，到1929年成立理学院，从这里走出来的清华毕业生日后构建了共和国尖端科学应用与研发的脊梁。在23位“两弹一星”功臣之中，有9人是他的学生，2人是他的学生的学生，还有2人的事业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晚年，经历了文革变故的叶企孙疾病缠身。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的学生、物理学家钱临照去探望他的时候，叶企孙取出《宋书》，让钱临照看其中的一段：“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1977年1月14日，叶企孙因病与世长辞。临走前，在昏迷中，大师口中喃喃自语：“回清华……回清华……”　（记者/杨光）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