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８月２６日电（记者　任沁沁　黄小希）“这是一次文学的洗礼，民主的试验。当作品和茅盾文学奖结合起来，就是民主和自由——这是我们一直所期待的。”著名作家刘震云２６日在北京说，这也是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们的共同心声。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日前经五轮投票尘埃落定，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毕飞宇的《推拿》、莫言的《蛙》、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五部长篇佳作获得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荣誉。

　　８月２６日，张炜、莫言、刘醒龙、刘震云在京接受媒体采访，袒露获奖心路。

　　“茅奖”的转折点：走向民主与透明，追求最大程度的公正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对评奖工作进行了一些改革，包括扩大评委代表性，加强评选连续性，首次采取实名制投票，每一轮评选作品入围都在中国作协官网上进行公示等。

　　“评选机制、规则的改变，是明智的。”刘震云坦承，这次的获奖者都是民主的受益者。

　　莫言说，此次实行“大评委、实名制”，对文学本身很好，随着公众对文学关注度的提升，文学的公开和透明都可以做到，但公正很难。因为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人人满意基本不可能，只能相对公正。

　　“评奖有了公开、透明的基础，才能做到最大程度的公正。”张炜说，相信此次评奖会是茅盾文学奖历史上的重要转折，并将这种机制延续下去。

　　作为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茅盾文学奖自１９８２年开始，每四年评选一次。

　　本届获奖作家们以平和淡然的态度面对“大奖”。

　　“面对获奖，我们都保持冷静态度，也许十天，或者一个月，总之尽快忘掉，然后轻装上进，好好写作。”莫言说。

　　“一切都要等待未来的检验。”张炜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所有人各归其位时，看看我们的作品是否还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获得读者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

　　“获奖与否其实并不重要，作品没有多一字或少一字。”刘震云说，对他而言，在创作获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的过程中，自己从一个写作者变成倾听者，写作获得了很大的自由，是最值得珍惜的收获。

感谢质疑：更多地倾听并从中汲取营养

　　张炜的《你在高原》共有４５０万字，相当于６部１２０回的《红楼梦》。有人质疑其以长取胜，有人认为其故事情节单薄，哲学思考过多，写作中缺乏节制。

　　“我注意到不同的声音，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些相对笼统的质疑，对我来说还是有价值的，我需要更多地倾听并从中吸取营养。”张炜说。

　　“这是一部我写过最复杂、付出心力最多的一部作品。”他说，我们可以把玩一个精美的玉雕，但它不能取代长城，美的标准是不同的。“长”并不影响文学品质。

　　而莫言的《蛙》也同样被一些读者认为“在体裁上做了很大转变，但文学艺术成就上并没有超过《檀香刑》《丰乳肥臀》等，获奖更像是颁给作家本人而非作品本身”。

　　莫言回应说，《蛙》经历了十余年酝酿构思，四年写作，多次易稿，塑造了他过去小说中从来没有出现的形象“姑姑”，如此丰富的一个女子，如果用写实手法写其一生，篇幅必定很长，所以采用了书信体和话剧的创新题材。

　　“题材、故事、结构的结合比较完美。”他满意于这样新颖的结构方式，“创新将是今后我创作的重要目标。”

　　有人提出，如今的获奖作品受众面大不如过去的茅盾文学奖作品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

　　张炜表示，经典的影响力是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里形成的。他同时指出，不是市场越大，作品越好；纯文学写作相对来讲有不可取代的个性，是不可超越的，很多作品要在时间里去淬炼。

　　有人为网络小说未得奖鸣不平。张炜表示，思想和文学含量是评价的最重要标准，这个标准不会也不能因为载体改变而改变。无论何种作品的创作，都应该以个人现实生活经验为基础，作家可以用不同形式表达人性、表达个人艺术内容，但对现实的理解深度不可以改变，这是根本关切和艺术出发点。

　　刘震云认为，不能说写现实生活的作品就很现实，写穿越和幻想题材就很浪漫，甚至可能恰恰相反，“此次获奖的五部作品，都很写实，但思想都在向不同方向自由飞翔”。

　　对于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刘震云认为，不要把这件事看成就像良家妇女变成风尘女子一样。“影视对文学有一个直接的作用，那就是为清贫的作者提供一个补贴的家用，让他获得自尊。”

探讨文学：构造的不仅是文本，更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对于刘醒龙来说，《天行者》是“自己在营造的一个心理意象”。

　　“我从一岁到山里去，回到城里已经３６岁，山村里非常不起眼的知识分子感动了我，他们身上有一种高贵的气质，眼神里却散发着一种谦卑，那是一种特有的孤傲。正是这一群人，引领了中国在２０世纪后半部分中国乡村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没有他们，中国乡村将更加荒芜。”带着这种感情写作的他，创作过程中数度流泪。

　　“很多年，我一直在寻找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一棵树，但是找不到。通过文学，我发现自己的情感根基，就在记忆深处的土地上，这是我精神的故乡。”刘醒龙说，《天行者》的完成，是对他生命中甚为紧要的乡村情感的莫大宽慰，也是他从内心上对自己所经历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种交代。

　　“乡村知识分子在那时候的经历，不仅是心灵之痛，也是中国之痛。”刘醒龙认为，对这些丰富的痛的挖掘，构造的不仅仅是一种文本，更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他说。

　　而张炜也用２２年的生命完成了一场文学的马拉松。“《你在高原》从动笔到完成经历了２２年；若加上构思、筹划时间，战线更长。如今，这个较大的创作计划跑到终点，稍微有了一点点轻松感，可以慢慢把呼吸放缓，然后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创作下一步作品。”

　　“人们往往拿着放大镜寻找别人身上的罪过，很少能把审视的目光放在自己身上。《蛙》就是这样一种实践。”莫言提出，中国当下文学创作应该有这样的观念：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坏人并非坏得一无是处，好人也不是好得完美无缺，正反面人物都当成人来研究。

　　刘震云则在完成《一句顶一万句》的过程中，从一个写作者成为一个倾听者，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他说：“过去写作的时候，总是自己在对别人说话，或者自说自话；当你倾听，就开始树立对人物的尊重，对读者的尊重，对自己的尊重，实现平等、民主。”

关于未来：中国文学迟早要走向世界

　　谈及下一步创作规划，莫言说，作家的创作力和生命力是越来越强的，他将保持创作的激情；张炜“将创作短一点的作品”；刘醒龙“在写一个长篇”，刘震云下一部作品的主角将是女性，“因为过去我的作品主角都是男性，希望能创作出让女人喜欢的女性形象”。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们认为，中国文学迟早要走向世界，获得世界的认可。刘震云认为，中国文学不能被国外理解也许与翻译有关，很多作品在翻译成外文时失去了原有的思想和价值，更谈不上理解和思考。

　　刘震云笑道，诺贝尔文学奖只要改一条评审原则——以中文为标准，中国获奖希望就大大提升。“我身边的中国作家朋友们的创作，一点不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差。中国文学创作作品水准的判断，还应该由中国人来做，不能让外国人来评价饺子味道的广度和深度吧？”

　　寄语未来的创作，莫言说，历史和现实、真实和虚幻在作家头脑中不一定要有明确的界限；但作家应该有能力创造高于历史、高于真实生活的作品。

     信息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