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除了结束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播下了民主共和的种子之外，还在于熏陶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而且正是这批人将先辈们未竟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国民党方面自不必多说，党中元老以及后来的骨干大部分从辛亥中来；中共方面也有不少人曾在这场革命的惊涛骇浪中一显身手，经受过战火的洗礼，为时代的浪潮所激荡，他们中有吴玉章、陈独秀、董必武、林伯渠、朱德、毛泽东……等等。

　　陈独秀：投身革命，但不只为反满

　　1903年，刚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联络了柏文蔚、潘赞化等爱国志士300多人在安庆集会，痛斥沙俄狼子野心，深刻揭露清廷腐朽无能。集会结束时，陈独秀发起成立爱国会，拟与上海的爱国学社一道，联系东南各省志士，助益革命。爱国会的行动很快招致清廷镇压，许多革命志士被逮捕，幸存会员也只得四散逃匿。安徽爱国会虽然成立时间不长，活动的次数也不多，但其影响很大，为安徽在辛亥革命前发生的熊成基、范传甲(均为陈独秀发起的爱国会成员)马炮营起义，吴樾在北京炸清政府五大臣，徐锡麟发动安庆反清起义刺杀恩铭等对辛亥革命成功具有重大影响事件可以说是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1904年，陈独秀还创办了安徽第一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用蔡元培的话说，《安徽俗话报》是表面上普及常识，暗中则在鼓吹革命。这种宣传和鼓动，对安徽的革命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为反对清政府，陈独秀与柏文尉于1905年夏在芜湖发起了岳王会，陈独秀任会长。岳王会各地分会及外围组织则成为安徽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岳王会遂举行起义，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最后还是失败了。岳王会的幸存者大都加入了同盟会，但陈独秀却始终没有加入，主要在于陈不认可同盟会以“排满”相号召，他强调的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制度，而不仅仅是满汉之间的矛盾。

　　武昌起义爆发后，1911年11月8日，安徽宣布独立。12月12日，孙毓筠任都督，随即电召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这时的陈独秀就认识到推翻清政府只是革命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今后的建设。1912年，柏文蔚接替孙毓筠出任都督，陈独秀被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一切施政方针都由陈独秀等代为规划。1913年7月17日，柏文蔚宣布反袁独立，再任都督，亦再任命陈独秀为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爪牙倪嗣冲任都督，陈独秀被列为第一“要犯”，陈独秀只得亡命日本。当他再次回国的时候，便发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

　　董必武：革命不为功名不为家

　　1905年春，董必武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在武昌学习期间，他经常光顾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在那里，董必武结识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负责人刘静庵。当时，刘静庵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用日知会的名义，广泛收集国内外各种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读，而且还组织星期日演讲会，宣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主张。董必武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革命熏陶，特别是在被捕后仍然坚贞不屈的刘静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黄州中学当老师的董必武立即赶赴武昌，担任革命军军务部秘书工作。随即又从武昌奔赴汉口，参加兵站工作，组织支援前线部队的后勤供应。汉口、汉阳失陷后，他与同志们一道又投入保卫武昌的战斗。此间，董必武加入了同盟会，并被选为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部议员。袁世凯篡权后，董必武也不得不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曾谒见孙中山。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险恶环境下，他毅然参加孙中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此后，董必武受命回国组织革命活动，不幸两次被铺入狱，幸得疏通，免遭杀身之祸。后来，在武昌开办律师事务所期间，他还以律师职业作为掩护，参与了护法战争。尽管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但正如董必武在1916年的一封家信中写道：“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这种理想和抱负引领着董必武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行，而辛亥前后的经历则为后续道路的选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林伯渠：慷慨打手模，峥嵘山岳碎

　　1904年，经过选拔考试，林伯渠被湖南西路师范学校选送到日本公费留学。在东京，他接触到当时在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在留学生中传播的各种革命思潮，尤其深受邹容、陈天华等人影响，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革命并产生革命倾向。次年8月，在同盟会成立的第二天，年仅18岁的他经由黄兴、宋教仁介绍去见孙中山，并宣誓加入同盟会。1907年，林伯渠被同盟会派到东北调查边疆情况，同时还要联络秘密会社。当时日本正制造种种借口，企图侵占我国东北边境各地。来到吉林后，林伯渠以劝学总所所长的身份作掩护，以查学的名义四处活动，广泛结交社会下层人士和绿林人士。1908年，他还与延吉边务帮办吴禄贞等组织群众发动保卫延边的斗争，最终迫使日本承认“间岛”(系图们江北岸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县光霁峪前的一处滩地)等地为我国领土。

　　为配合同盟会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林伯渠于1911年8月回到湖南常德，与廖湘芸一道在常德新军和巡防营活动，积极宣传革命，为推动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作出重大贡献。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惨遭袁世凯的党羽赵秉均暗害时，他正出任以林修梅为司令的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议。参加第一次讨袁之役，失败后不得不流亡日本。为重整旗鼓，孙中山在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者向领袖宣誓效忠。包括黄兴在内的很多同志都不愿意这样做，当同仁们徘徊观望之际，林伯渠顾全大局，力排众议，在宣誓会上慷慨打下鲜明的手印，毅然决然追随孙中山。此举后来被徐特立称赞为：“林伯渠重大节，小节无所谓。慷慨打手模，峥嵘山岳碎。”

　　1916年2月28日，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总部派遣，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讨袁护国之役和反对段琪瑞非法解散国会的护法之役。然而这一切，最后均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给被压迫人们闪出一缕希望的曙光，也给林伯渠从苦闷与迷惘中指出了一条新路。

　　朱德：护国战场上的少将

　　1961年，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朱德在亲撰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文章中说：“我就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1909年在云南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也是在1909年，朱德还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这两个举动让他直接走到了革命的最前沿，对他一生的革命历程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在延安时，朱德曾对史沫特莱说：“我知道我终于踏上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腔热忱，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当时朱德非常仰慕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统兼任讲武堂教官的蔡锷，两人有了初步接触后，交往渐渐多起来。此后几年，朱德一直在蔡锷的领导下，驰骋疆场，出生入死。

　　1911年8月，朱德提前从云南讲武堂毕业，获少尉军衔，被派到蔡锷部下做军需工作。在工作中，他特别注意深入士兵，与他们广泛接触，进行革命宣传。1911年10月30日，蔡锷领导云南重九起义，响应武昌首义，朱德当晚被提拔为连长，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随后他又率兵援川，返滇后，晋升为少校。1916年，以蔡锷为主力的云南护国军北上“讨袁护国”。没想到入川围攻泸州时受挫退守纳溪，局势逆转，“进攻战”变为“保卫战”。危急关头，蔡锷令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长的朱德星夜兼程赶往纳溪要塞棉花坡阻击北洋军。临危受命的朱德率部连续激战数昼夜，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最终将敌人打得溃不成军。赫赫有名的滇军也就是在此战中开始出名的，朱德也因此战而成为远近闻名的“护国名将”，并于1917年晋升少将。后来，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德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生涯开始了另一次重大转折。

　　毛泽东：曾是“许多人里的一个小卒”

　　1911年10月，当辛亥革命在两湖风起云涌时，不足18岁的毛泽东走出湘乡驻省中学的课堂，在长沙参加了湖南新军，当一名列兵。青年毛泽东辍学从军，是受近代民主爱国思潮的影响而作出的理性抉择。在求学时期，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进步刊物和书籍，政治意识初步启蒙。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的《民立报》，给毛的影响尤大。他从《民立报》上，获取了大量的政治信息和理论知识，包括第一次读到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知道了孙中山是同盟会的伟大领袖。1911年3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阴谋将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湖南群众立即起来反对，在长沙召开了万人抗议大会。毛泽东也在那时听了徐特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演讲，深受感染。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到毛泽东就读的中学宣传讲演，介绍武昌起义的情况，号召师生参加辛亥革命，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讲演在师生中反响强烈。毛泽东兴奋不已，决定从军报国，走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加入湖南新军的毛泽东很快与士兵打成一片。士兵中有许多人没有文化，毛泽东经常热心地帮他们写家信，并给他们讲解报纸上的新闻，深受士兵们的欢迎。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清帝退位后，战争暂时告一段落，许多人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了，毛泽东也认为革命已经过去，不需要再打仗了，便从新军中退伍，结束了半年军旅生活，随后考入湖南省第一中学，继续求学。(本稿件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约提供)

    信息来源：辛亥革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