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两年徘徊期”。1977年至1978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放了一炮”、点了“三把火”，推动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声炮”与“三把火”，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贡献，也鲜明体现了他坚持原则、敢抓敢干的思想风格和善于抓住契机、推动历史前进的领导艺术。

　　一、复出前后 “放了一炮”，强调坚持实事求是

　　“放了一炮”是邓小平自己的说法。1978年5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谈到实事求是问题时说：“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加了一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人说我这个提法是同华主席唱对台戏，结果华主席用了我这个话，这些人不吭气了。”这“一炮”是邓小平在复出前后放的，目标指向“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后来被称为“两个凡是”。当月，还没复出的邓小平在同王震谈话时，明确对“两个凡是”提法表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后来他又多次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就说不通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而且从理论上说，将毛泽东在一个场合说的话移到另一个场合去讲，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割裂。针对这种错误观点，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给华国锋、叶剑英并中共中央的信中鲜明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时又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此后，他多次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创造毛泽东所倡导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复出前后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表态和讲话，无疑是“放了一炮”。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虽然三落三起，但始终是立场坚定，充满政治勇气。人们从这“一炮”中，看到了中国进步的新希望。然而这些话在当时还是冒着一定政治风险的。“文革”中，邓小平曾两次被打倒，复出后还是这样棱角分明,这正是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政治本色所在，他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指出，出来工作有两种态度，做官和做工作。做清闲的太平官不符合他的性格，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只要是对党、国家和人民有利，认定了的事，他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

　　邓小平的这“一记重炮”振聋发聩，令全党耳目一新。它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历史脚步徘徊不前的症结所在，促使人们冲破“两个凡是”束缚，深入思考中国的实际问题。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聂荣臻等其他老同志也纷纷发表文章，强调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作风。与此同时，一些理论工作者也在思考：“两个凡是”究竟对不对？判断检验理论、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由此，邓小平的这“一声炮”拉开了一场思想大解放的序幕。

　　二、在广州、成都点了 “两把火”，谈经济政策问题

　　1977年11月中旬，邓小平到广州视察。11月17日，他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听说有些地方规定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时，引起了他的深思。他明确指出这是错误的，是形式主义。由此他感觉到：“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他对一些政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农村政策时，他指出：生产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不能随便过渡，大队核算也不能搞早了。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在谈到按劳分配问题时，他说：农村中有个按劳分配问题，工厂同样有这个问题。包括奖金制度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合理的要恢复起来，不合理的要改掉。

　　在谈到外汇问题时，他说：广东紧邻港澳，搞外汇有很多门路，要多搞点外汇，赚回钱来。把生产生活搞好了，才能解决一些老百姓“逃港”的问题。他明确指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特别提出，“从旅游角度可以解决广东许多问题”，要发展旅游事业赚取外汇。他还提出要研究广东、福建两省的侨务政策。这表明，此时他已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两省作为突破口，冲破闭关自守状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的问题。

　　邓小平要求广东的同志“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同时“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1978年4月，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还提出要支持广东搞出口基地，以进养出。他的大力支持给广东的同志以很大鼓舞和启发。1978年10月，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的改革开放更是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

　　在这次视察中邓小平感觉到，人们思想中还有很多“左”的束缚，还有很多条条框框，实践中不敢迈开步子，甚至很多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做法也不敢去改变。两个多月后，他在成都视察时再次提到“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事例。

　　1978年2月初，邓小平在出访缅甸、尼泊尔途中返回四川成都短暂休整。当时，四川一些农村采取“文革”前“包产到组”的做法，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遭到来自上层的一些非议。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汇报后指出：“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他提出要清理一下现行政策，“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邓小平的这番话，使深感有思想压力的四川省委领导如释重负，倍感鼓舞。不久，四川省委就制定《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始进行农村改革的探索。

　　广州和成都这两次谈话时间相隔不长，主题也比较一致，都是谈政策问题。在两次考察过程中，邓小平坦率承认内地与香港相比“生活不好，差距太大”；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需要“清理”；明确提出要多搞门路赚取外汇。这些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疑是“点火”之举。

邓小平的这“两把火”在他所到之地点燃了改革开放的思想火花。然而就全国来说，思想上还有很多“禁区”，广大干部群众还有很多顾虑，不敢打破条条框框。时局的真正转变，期待着新的历史契机。

三、在东北点燃 “第三把火”，为改革开放作思想发动

　　经过前“两把火”，邓小平明白，单纯从具体经济政策入手来推动工作是不够的。各项工作最后都要靠人来执行，在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的条件下，“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很多事情都不敢搞”。“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于是，邓小平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放在解放人们的思想、推动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上来。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很快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但这场讨论却受到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观点同志的压制，甚至有人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后来争论越来越大，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大争论。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讲话针锋相对，矛头直指那些搞“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人。

　　正当大讨论展开之际，邓小平离开北京，率团参加朝鲜国庆三十周年庆祝活动。9月13日活动结束后，他并没有立即回京，而是在东北三省进行了五天的视察，回京途中又视察河北唐山、天津等地。邓小平点的“第三把火”，就是指他这次视察中的沿途讲话，主要是讲两大问题：一是思想路线，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在思想路线方面，邓小平再次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他在吉林、辽宁等地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要做到实事求是，前提条件是鼓励人们大胆独立思考，而不能到处设思想“禁区”。邓小平说：“‘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他指出：“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他提出，“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就有希望”。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问题上，邓小平集中对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要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开展对外经济联系等发表了一系列看法。

　　关于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他在吉林长春、辽宁鞍山等地指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他还发人深省地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关于要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他在视察本溪钢铁公司和大庆油田后明确指出：我们国家机构体制“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他提出要发挥基层积极性，扩大基层企业的权力。几天后，他在视察鞍钢炼铁厂时再次强调：“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必须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

　　关于开展对外经济联系，9月16日，他在吉林长春指出：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没有，人家封锁我们，现在有了。他提出要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甚至可以引进外资、合资经营。这表明，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在考虑对外开放的步骤和方式问题。

　　在广州、成都的前“两把火”中，邓小平提出经济政策问题时，人们思想上还有所顾虑。但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抓住时机、趁热打铁，适时点燃“第三把大火”，集中谈思想解放、实事求是，集中谈改革、谈发展，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恩茂回忆说：小平同志的讲话，促进了我们思想的大解放，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开始敢讲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小平同志做了很多思想发动工作，为召开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

　　历史转折点上的蜿蜒曲折、峰回路转，总是令人回味感叹。通过回顾邓小平的“一声炮”与“三把火”，可以明白看到，历史的转折并不是那么轻易实现的。经过这次东北之行的最后“一把火”，邓小平看出，人们思想上的束缚开始解脱，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呼之欲出。一个月后，他又访问了日本，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引起他对解决中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引导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胜利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高速列车启动了！

　　〔作者戚义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