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有很多鲁迅的文章，其中一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鲁迅的文章文白夹杂，让人读来似懂非懂，很伤脑筋。唯有这篇简单、通俗、易懂、好记。而且大伙儿很快就“实用”上了。几个小朋友玩着玩着就骂起来，“你丫是资产阶级的乏走狗！”被骂一方也好不含糊，“你丫才是乏走狗，还是丧家的！”如果鲁迅地下有灵，会不会感慨万千，后悔自己没有在文章前面注明：未成年人不得阅读？

    鲁迅，就不用我多啰嗦了。他是现代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梁实秋呢，他的来头也不小，头衔是一串一串的：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梁实秋这人非常勤快，属于笔耕不缀的那种。从1915年发布处女作，到1987年逝世，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2000多万字的作品。不过，梁实秋所做最有影响的事，可能不是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也不是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而是与鲁迅打了九年之久的一场论战。从1927年到1936年，两人围绕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翻译理念、文艺政策等诸多论题，展开了一场互有攻守的持久论战，给读者留下了100多篇文章，多达40多万字，相当于两本厚厚的书籍。

    “丧家狗”事件，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插曲。

    其实，最初不关鲁迅的事。

    1930年，梁实秋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梁实秋祖父是官居四品的官员，父亲是首都警界人士，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官二代了。梁实秋本人也很聪明，13岁就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即今清华大学之前身）。在校期间，他与好友闻一多合作发表了《冬夜草儿评论》一书，得到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来信称赞。21岁时，梁实秋留学美国，后进入哈弗大学读研究生，师从美国著名人文学者白璧德，获得哈佛大学英文系哲学博士学位。梁实秋受到白璧德的影响很深，在著书撰文上也有意无意带着精英主义的烙印。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梁实秋就不无傲慢地写道，“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没有聪明才力的人虽然能侥幸得到资产，但是他的资产终于是要消散的，真有聪明才力的人虽然暂时忍受贫苦，但是不会长久埋没的，终久必定可以赢得相当资产。”“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梁实秋的文章受到了左翼文学理论家冯乃超的批评。冯乃超是广东南海县人，中国现代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冯乃超对梁实秋从骨子里弥漫出来的“贵族”气息很反感，当即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

这是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甚至把梁实秋称为“资本家的走狗”，“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看到这篇文章后，梁实秋撰文《“资本家的走狗”》以示回复。文中梁实秋不无委屈地辩解，“《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

    梁实秋当然不仅仅是做辩解。只不过，他的反击更隐蔽，显示出绵里藏针的功夫，“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除此之外，梁实秋在后来发表的《答鲁迅先生》中继续影射鲁迅“通共”、“通俄”，“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这两段话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我先交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吧。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在那之后，“通共”、“通俄”就成了非常严重的刑事罪，直可判处死刑。梁实秋影射左翼作家“领卢布”，无异于借刀杀人。借谁的刀？当然是国民政府了。

    鲁迅在看了梁实秋的文章后，决定亲自出手反击梁实秋，“来写它一点”。于是，被收入中学教材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华丽登场。针对梁实秋的辩解，鲁迅继续猛烈攻击，“大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针对梁实秋“领卢布”一说，鲁迅毫不客气地进行了反驳，“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锤定音，从此，作家梁实秋就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鲁迅的用意当然不仅仅是“痛骂“梁实秋几句。实际上，他也看到这种互相扣帽子、扯辫子的做法并没有多大好处，不能把文艺批评政治化，特别是不能把国民党政府牵涉进来，因此，他也给梁实秋留有余地，“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

    鲁迅对自己这篇文章很满意。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写好这篇杂文交给《萌芽月刊》时，“他自己高兴得笑了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接着又说：“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当事人的预计。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梁实秋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与鲁迅的说法遥相呼应；1949年，解放前夕，梁实秋离开了大陆，去了香港，后移居台湾。临行前，他对原暨南大学副校长王越说，“当年鲁迅要打的‘丧家狗’、‘资本家的走狗’指的就是我，新中国成立了，怎么样对待我，实在心中无底。我还是先到香港看看再说。”当时鲁迅早已去世，但还是吓得梁实秋不敢留在大陆。

    梁实秋离开大陆，是福是祸，谁也难以一语说清。唯一可能需要指出的是，晚年的梁实秋在台湾创造了一大批作品，并且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而观之留在大陆的学者文人，在1949年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出来了。（何仁勇）

    信息来源：新华网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