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涯,锻造了刘少奇吃苦耐劳的品格。他生活淡泊,除了基本的生活要求外,别无他求。“讲党性、求奉献、淡物欲、轻享受”,是刘少奇品行的真实写照。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但他功高不骄,位尊不傲,权重不乱,为国为民,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谦虚谨慎,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堪为世人学习的典范。
刘少奇常穿的一件羊毛衣
这是刘少奇在1952年到1968年间常穿的一件蓝灰两色羊毛衣。衣长
刘少奇的穿戴一向朴素简单。在王光美捐赠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文物中,有一部分是刘少奇生前穿过的衣服。这些衣服大部分都已经磨破了袖口和领子,或者洗得褪去了原来的颜色。
王光美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刘少奇身居高位,但他对自己、对孩子要求都十分严格,在吃穿用上注意节省,从不浪费。
平常在家,刘少奇最爱穿布衣布鞋。他的衣服、袜子穿破了,是要王光美给补一补。一件衬衣常常穿到无法再补了才肯换新的。有的手帕磨出了洞也不让工作人员扔掉。洗脸毛巾中间破了,他就让人从中间剪断,把边上的两头接起来再用。
据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吴振英、石国瑞的回忆,刘少奇生前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在家常穿一件深黑色或深灰色外衣。他有一套礼服,穿了一二十年,接见外宾或出席重要会议时穿一下,回来就脱下叠起来。还风趣地说:“这是工作服嘛,工作完了,就脱下来嘛。”一件毛哔叽大衣,也穿了10多年。工作人员考虑他是国家重要领导人,见他的衣服太旧了,准备给他添置一件新的,但他坚决不同意。有件衬衣刘少奇穿了好几年,袖口和领子都磨破了,同志们建议他买件新的,他却说:“换上个领子,补一下袖口,还可以穿嘛,丢掉可惜了!”同志们只好听从他的意见。
刘少奇常说,人在生活方面要知足,现在生活比大革命和战争年代不知好了多少倍。事实的确如此。1922年9月,安源工人大罢工时,他这个堂堂的工人运动领袖,每月只有15元薪水,有时穷得连买烟的钱都没有,把烟屁股捡拢来,剥开卷起再抽。那时,他有一件蓝竹布长衫算是上等“礼服”,外出时穿上,回来马上换上平日穿的老农式大青布便服。扣子还是布的呢。冬天穿得更寒碜,一件长得拖地的老式旧大衣,袖子很宽,像唱戏的旧“龙袍”。戴的是一顶灰黄色的礼帽,旁边还有一个洞。冬天有一条黑围巾,平时舍不得用。皮鞋也很破旧,后跟底磨去了半边。穿的一双土布袜子,袜底没有了,光有袜筒。
比起那时候,刘少奇的穿着当然有所改善,可是艰苦朴素的传统在他身上却一直保留着。他有一条咖啡底夹有素花的毛围巾,自从进城以后,年年冬天都用它,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常戴的一顶草帽,用了多年,变成了黄色,还长了许多褐色的斑点,边上的线也断了。1958年秋天下乡时,工作人员想给他换新的,却被他拒绝了。当工人和农民们看到自己的领袖戴着一顶旧草帽,穿着一身朴素的布衣服时,感动地说:“刘委员长是艰苦朴素的模范,真是我们人民的好领袖!”
1963年4月,刘少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即将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柬埔寨四国。外交部礼宾司通知,请“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做出国服装”。秘书报告他后,刘少奇说:“有穿的就不要再做了,出国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工作人员将此话转告礼宾司后,司长俞沛文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到刘少奇家,要求看看刘少奇的衣服是否能行。当他们打开衣柜把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衣服一件件认真检查了一遍后,感慨地说:“这些衣服都不行,作为国家主席
俞沛文说明情况后,刘少奇虽然勉强同意做些薄衣服,但还是有自己的看法,说:“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嘛,不要完全同人家比,简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是丑事。”
刘少奇长期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是不讲究吃用,不讲究穿戴的。这并不是寒酸,而是清廉,是一种令人敬慕的高官平民风范和共产党人朴实的生活态度。他虽然身为高官,想的却是全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在意的是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时刻为党的事业去奉献。他做的是高官的工作,而过的却是平民的生活。他活着、工作着,都是一心一意为人民着想,都是全心全意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这件羊毛衣,是刘少奇简朴生活的一个缩影。
刘少奇在上海使用过的名片
这张小小的名片,现在陈列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展厅里。它是刘少奇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发放工人救济款时使用过的,是刘少奇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
上海是刘少奇学习、工作和革命多年的地方。
1920年10月,22岁的刘少奇从家乡湖南第一次到上海,住进位于法租界内的霞飞路渔阳里6号的上海外国语学社。目的是在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俄语,为赴俄留学作准备。在上海半年的学习生涯,是青年刘少奇踏上革命道路的人生重要转折点。1922年春天,刘少奇从苏联学成回国后,被中共中央分派到设在上海公共租界北成都路19号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工作。这使刘少奇同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刘少奇这个闪光的名字,从此便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有了崇高的地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曾经三度在上海领导白区斗争和工人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又十多次到上海视察、调研和工作,在上海,到处留下了刘少奇的足迹和音容笑貌。
这张小小的刘少奇名片,是1959年从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会计师徐永祚个人保存的业务档案袋里发现的,在征得徐永祚本人同意后,作为国家文物永久保藏。
早在1925年,徐永祚就是社会上很有声望的大会计师。那一年,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当年的
刘少奇到上海后,担任了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负责日常内部工作,下辖文牍、庶务、交通、传达、纠察、收发、调查、杂务等部门。为了解决全市20余万罢工工人的救济款,刘少奇与委员长李立三,想尽办法,克服各种困难,百般调度,以济燃眉之急。刘少奇具体负责募捐罢工救济费的繁重工作。他生活简朴,廉洁奉公。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工会经手了几十万元的工人救济费,虽然款项数目巨大,发放工作琐碎纷杂,但刘少奇他们却将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账目结算得清清楚楚。在向社会各界筹募罢工救济费的同时,刘少奇还千方百计挤出时间,深入工人家庭访问,了解疾苦,排忧解纷,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救济工作。当时,发放救济费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存在不少的困难。为了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6月中旬,刘少奇亲自携款项去电车路工会发放生活费,安排罢工工人生活。在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下,罢工工人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保持着昂扬的斗志。
为了破坏工人罢工,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一方面指使工贼、流氓伪造工会募捐账册和收据,假冒总工会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威胁各界人士限期捐款;另一方面又借此污蔑总工会中饱募捐款项,污蔑李立三、刘少奇等“视捐款为私财”,“支取薪水,享用优厚”,等等。
为了揭穿敌人的阴谋,
在五卅运动最艰难的时刻,刘少奇仍念念不忘为上海工人群众谋利益。总工会被查封后,军阀政府下令逮捕他,但他不畏艰险,身患重病仍然坚持工作,全身心地扑在工运事业上,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他曾对一位工人同志说过:“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人谋利益的人,并不在平日工人组织公开的时候看他的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努力以为断。”(《上海总工会三日刊》
刘少奇在领导五卅运动中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功绩卓著,受到了党和工人阶级的高度赞扬。全国总工会在评价他这段时期的革命活动时,是这样写的:“五卅惨案突起,帝国主义屠杀我同胞,上海数十万工人群起罢工,
这小小的名片印记了这段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录着刘少奇关心工人群众生活困苦以及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光辉形象。
刘少奇批阅过的一本政协会议汇刊
这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汇刊》,是1950年11月编印的。它长
这本政协会议汇刊,记载的是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主要内容。这次会议是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拥有1亿多人口的老解放区已经按照《土地法大纲》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但新解放区尚未进行。为了使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能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党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为新解放区土改作政策上、法律上的准备。
在这次政协会议开幕的当天,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基本目的、历史经验和方针政策等。
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重要决策者之一,刘少奇在这次土改中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对指导整个土改运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整个运动中,从不滥用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就是对自己的亲属也可以说是不徇私情,一样的严格要求。
刘少奇的七姐刘绍意生于1896年,只比刘少奇大两岁,姐弟俩几乎是一起长大,只是没有一同上学。小时候,姐弟关系十分要好。七姐十多岁时出嫁到离炭子冲七八里路远的杨林桥白蚁塘,刘少奇和六姐一起去送过亲。七姐丈夫家是当地一户比较殷实的人家,他们家祖祖辈辈都是以种田为本。湖南解放后,刘少奇和七姐有来往并互通书信。七姐来北京看望刘少奇时,还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别看你当了国家主席,我也是你姐姐。小时候我还打过你屁股呢。”
1950年春,刘少奇又接到了七姐的一封来信。这次七姐在信中主要是说家乡土地改革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湖南土地改革运动开展起来以后,七姐家因为解放前将家里的土地全部出租,自己不耕种,所以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七姐想到自己过去也劳累了一辈子,如今划个地主,一时想不通,对减租、限租和退押的一些政策也难以理解,便将自己的情况向北京的老弟写了一封信反映,并抱怨说:“我在塘边,一边打水一边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这里打水……”言外之意,是希望刘少奇帮忙说句话,特殊照顾一下。
刘少奇接信后,知道家里其他人也都存在和七姐同样的思想问题,需要向他们解释一下。于是,他亲自提笔给七姐回了一封长信。其实,刘绍意哪里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新解放区实行减租退押,她弟弟刘少奇就是具体政策的参与制定者。回信中刘少奇进一步向七姐宣传党的政策,帮助教育她应该相信政府,纠正自己的模糊错误思想。
在信中,刘少奇毫不留情地写道:“你家过去主要是靠收租吃饭的,是别人养活你们的,所以你应该感谢那些送租给你们、养活你们的作田人。人家说你们剥削了别人,那是对的,你们过去是剥削了别人。乡下现在要减租退押,也是对的,你们应该照退。”“二五减租及三七五限租,是人民政府的法令要办的,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照办。”
在信中,刘少奇向七姐明确指出了她们今后应走的路:“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作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在今年分田以后,农会还会分几亩田给你们自己作的,以后你们就作田吃饭。”
刘少奇写给七姐的这封信,七姐按刘少奇的意思也传给在家的六姐和七哥看了,大家都觉得老弟讲的有道理,今后不能再买田吃租金了,只有老老实实地参加生产劳动才是唯一的出路。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怨言了,他们在政府分配的土地上辛勤劳动,自食其力,受到当地人民的好评。
如今,当我们看到刘少奇批阅过的这本政协会议汇刊,就好像看到了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中,为指导整个土改运动而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也可以看到刘少奇为使自己的亲人更好地了解政府的政策,正确地对待土改运动而不徇私情的高大形象。
刘少奇1961年回乡调查时睡过的木床
这张木床,长
在炭子冲的日子里,刘少奇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掌握了大量的农村工作的第一手材料,使他对由于中央工作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有了更切实的感受,对以后制定调整国家经济的方针有了更清晰的轮廓。此外,当刘少奇得知部分群众的房屋在“大跃进”、全民炼钢和办公共食堂中被拆除,现已无房可住,而地方干部却违背他的意愿,将其故居改建为纪念馆时,他立即召开座谈会并当众宣布:纪念馆不办了,旧居腾出来给无房群众住,屋里的木板,拿去替没门的人家做门。这样,先后有6户村民搬进了刘少奇同志旧居。
几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刘少奇遭受了不白之冤。当造反派气势汹汹要来捣毁他的“老巢”时,暂住刘少奇同志旧居的农民坚持说这是自己的房屋,不许捣毁!就这样,刘少奇同志旧居才得以幸存,并且绝大部分房屋都保存得比较完好。
信息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