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体制外、穷二代、富二代、五毛党、新买办……层出不穷的标签，影响着人们对人对事的判断
①“贴标签”火起来
——新标签五花八门，公众常常对号入座，用标签解读复杂的社会现象
“我是一名‘蚁族’、‘啃老族’、‘矮穷矬’、‘北漂’。”25岁的小蒙常会这样说，有时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有时是自嘲。他的实际身份是大学毕业生，老家在广西某县城，目前在北京中关村一家小公司做职员，月薪约4000元，有三险一金，与人合租房住，父母偶尔仍需像读书时那样补贴他些钱。
蒙妈妈对儿子的状况倒没那么灰心，“他上了大学，在北京找到了工作，算是开头不错吧。刚参加工作，哪能都那么理想，慢慢奋斗。我和他爸爸都有工资，经济上帮他一下心甘情愿。”蒙妈妈对儿子给自己贴的一连串“标签”，有的听说过，有的需要细细解释一下才明白，“老这么说不太好吧，影响情绪。”
体制内、体制外，潜规则、明规则，穷二代、富二代……眼下，不论互联网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各种“新词”层出不穷。其中一些词汇，对某类现象或群体的概括别具一格，契合人的心理，迅速传播开来，公众常常对号入座，以此对周围的人和事分类、判断。社会学上通常将这类行为称为“贴标签”。你是“富二代”，立刻有人联想到开宝马、爱炫富；你是“穷二代”，立刻有人联想到生活窘迫，对社会怨气大；你说央企不容易，会被冠以“五毛党”；你为外资说好话，会被称为“新买办”。媒体在报道时也会大量引用这些“标签”，譬如“蚁族也想成为体制内”、“穷二代，想当房奴不容易”等类似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强化了标签的影响力和辐射面。
许多人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一些新词而已，大家都说，你要是不知道、不跟着用，显得特别落伍。”小蒙说。在他看来，有些标签简洁明了，交流中引用一个词就能说明一种复杂的状况和心境，“比如‘北漂’，就很符合我们这些在北京没户口、没根基的人的状况。”有些标签，他没什么感觉，只是觉得新鲜、时尚。“有同事生孩子了，我们会说他要成为‘孩奴’了，其实人家可能并不觉得是负担，心里美得不得了呢。”
不过，随着这些标签越来越多地融入现实生活，不少人感到了被贴标签的不适。
陈朝伟是北京一家外企员工，家里煤气灶出故障请人来维修。“维修工人来了，不仅修不好，还把灶拆得装不回去了，最后还要收上门费。我说修好了才能给钱，他就说‘你们白领欺负我们农民工’呀。”这句话让陈朝伟感到很不公平，“农民工的确为城市建设做了很大贡献，也吃了很多苦。但就事论事，不对就是不对，不能随便贴标签。”
“自从我考上公务员后，就被贴上‘体制内’的标签。”马剑对此很无奈，“同学聚会，大家都说‘体制内’如何好。如果我说自己经济上有压力，立刻会被人说虚伪。如果我说工作辛苦，立刻有人说我‘别装了’。其实在同学里，我这样一个小公务员真的是收入比较低的。”
②标签化思维扭曲社会认知
——贴标签忽略个体间差异，容易阻碍理性探讨，助长不满情绪
为什么人们热衷于贴标签？
“‘贴标签’也称为‘污名化’。”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说，即一个群体将某些偏向负面的特征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将这些特征刻板印象化，掩盖其他特征，成为与之相对应的指标物。
普通人面对纷繁复杂的现象，习惯于将其化繁为简，以便清晰便捷地把握事物特征。标签化就是一种简单归类，人们可以借助标签对外界的人、事、物形成表面和粗浅的印象，降低行为成本。
对周围的事物贴标签，每个人几乎都在有意无意间这样做。只是，当“贴标签”随着传播方式的变化，几何级地放大影响力和辐射面，继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其弊端也引起关注。
据介绍，贴标签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破坏性。能够流行起来的标签通常是负面的，它会导致人、事、物的正面形象遭到非理性的破坏。某类事件，可能前因后果极为复杂，但被贴上特定标签后，多数人就只会注意其标签所指的内容。其次是快速污染性。标签所包含的负面因素，在现代发达的信息传播网络作用下，会迅速地“传染”到类似的事物或者人身上，甚至波及整个行业、产业乃至地区，忽略个体间大量存在的差异。“河南人”这个标签就很典型。第三是不易消除性。标签流行起来，会发展成一种偏见，其固化的价值观念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使被贴标签的对象很难摆脱其影响。譬如，一项调查显示，被外界认为是“蚁族”的群体，一半以上并不认可这个标签，他们多数对未来充满积极预期。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朱力曾指出，近年来无论是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还是在网络的言论中，都存在明显的泛标签化现象。它把同一个特征归属于群体中的每一个人，而不管个体成员中的实际差异，往往会扭曲社会认知。例如，将一个偶发的、当事人无意的行为，贴上富人身份与穷人身份的标签，就使一个平常的事件变成了一个显示社会分裂的标志性公共事件。贴标签不仅不会使问题得到更好解决，反而会使人们的心理不满迅速发酵。媒体过多的标签化式的报道，也在无形中强化了阶层意识、磨损社会和谐。
③身份标签折射公平焦虑
——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拉大，使各类身份标签快速流行，弱势群体用来表达不满，反映其内心焦虑
泛标签化的背后，潜藏着哪些社会问题？
在国外，贴标签主要由强势群体针对弱势群体进行，弱势群体往往并不认可。在我国则不同，一方面存在大量针对强势群体的标签，如官二代、富二代、公知、体制内等，另一方面弱势群体往往主动把标签贴到自己身上，如自称房奴、穷二代等。恰恰是这类标签，流传得最广也最容易被用来分析判断相应的社会现象。
“标签化式的思维方式，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教授表示。多数标签针对特定人群，标签化思维的一个特征也是以人群归类来判定其行为，某个人群赋予正面的标签，那么这个人群不分个体都具有正面性，反之，则不分具体情况都被打上负面烙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主要是由于我国群体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
许光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则相对落后，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在社会公平方面。“按照亚当斯的公平理论，人不仅会把自己的努力程度和收入进行横向比较，也会进行大量的纵向比较。我国今天的发展格局是，不仅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很大，群体差距也非常大。”
有研究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按十等分法测算，所有群体的收入状况都有明显改善，但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分配差距则不断扩大，在1988年为7倍，到2010年上升至20倍以上。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拉大，生活水平差异明显，使人们产生不平衡的心理。分配制度不健全、向上流动的通道不够顺畅，又在一种程度上导致“赢家通吃”，出现了“家里穷—子女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找不到好工作—继续处于低收入群体”的状况，加剧了这种不平衡。与此同时，一些个案，例如有官员通过自己的权力安排亲属进入事业单位或公务员队伍等，经曝光后进一步放大了不公平的感受。
这使得针对不同群体差异的标签很容易流行起来，弱势群体用来表达对强势群体的不满，希望引起普遍的社会关注。信息不透明，监督不到位，沟通不顺畅，又使得更多人习惯用标签思维来对事件进行判断，忽略事实本身。例如一辆豪华车发生交通事故，多数人往往立刻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豪华车”、“有钱人”等标签上，很少会去关注事故的具体原因。
“近几年贴标签的现象特别突出，还因为传播方式变了。”许光建表示，弱势群体相对而言缺少话语权，在传统的传播语境中，其表达意见的渠道比较少。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这一切，使各种身份标签更容易传播，引起数量众多的弱势群体共鸣，反映他们的普遍焦虑。
④别让“贴标签”代替理性思考
——增强社会管理的科学性和公平性，让公众感受到理性的力量，才有可能自觉地去除泛标签化的思维，追求理性
随着“贴标签”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近年来，不少专家呼吁要“去标签化”。
“贴标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应当避免‘标签化思维’，倡导理性、客观，不要以简单的价值判断代替基本的事实判断。”许光建说。
标签思维通常是“一刀切”、“先入为主”，面对问题预设立场，以标签去思考，阻碍理性探讨。例如发生医患纠纷，网络上往往一边倒地批评医生“收红包”、“缺少医德”等。但如果一个人的身份是“乡村医生”，不论其具体行为，又往往会赢得大量赞美之词。
“缺少理性，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助长对立情绪。”许光建认为，倡导大众理性思考，必要的前提是沟通顺畅、信息透明。某个社会事件引起关注，如果不能及时告知事件的来龙去脉，难免会引发各种不好的揣测，使公众依据当事人的身份标签进行推测。对公众容易贴标签的领域，如事业单位招聘、名校自主招生、拆迁等，要建立高度透明的机制，甚至全程公开，给理性以生长的土壤。
媒体在“泛标签化”方面往往扮演重要角色。一些专家指出，媒体加强舆论监督、反映社会弊病非常重要，但是应立足于实事求是反映情况，不宜出于吸引眼球的考虑简单地贴标签。特别是一些案件的报道，法律部门还未判决，常常就有媒体依据当事人身份标签如“富人”、“城管”、“农民工”等下了定论。这样做会加剧社会对立，也不够客观。还有一些标签，如“捏捏族”、“初老族”等，最初只是网络上的新词，并无太多意义，甚至有些生编硬造，也有媒体争相报道，反映了一种浮躁的舆论生态。
与此同时，大量身份标签广泛流传，其所折射的社会问题也应引起管理者的重视。为什么穷人和富人一有纠纷，舆论常常不辨细节而一致声援穷的一方？不是不明白“弱者即正义”的局限，不是不知道具体事件具体分析的重要性，而是之前有不少案例支持了这种“站队”，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又助推了这种情绪。“不同群体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加以改变，身份标签只会愈演愈烈。”李强说。他认为，对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亟须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和矛盾处置机制，增强社会管理的科学性和公平性，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理性的力量，才会自觉地去除泛标签化的思维，追求理性。（记者白天亮）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