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的今天，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是一场日本蓄意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甲午，中国近代史上意味深长的纪年；
非同寻常的时间节点，整整两个甲子的时空穿越。
历史没有丝毫褪色。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在巨浪滔天的黄海战场，北洋水师官兵和来犯倭寇厮杀声中，两个东方国家关系格局易位，东亚秩序按照丛林法则重塑。
无以复加的屈辱，刺痛心灵的拷问，沸腾奔涌的热血。
这一刻，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访问欧洲时的一段演讲在我们耳畔回响：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
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甲午战争是一本沉甸甸的历史教科书，让我们在深刻的反思中始终保持清醒，凝聚信心和力量，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一）
一切都没有忘记，一切都不能够忘记。
水陆并进，攻城略地。旅顺城内，日军四天三夜虐杀清军战俘和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两万余人。偌大旅顺城，只是因为遍布街巷的尸体需要掩埋，才有36个苦力活了下来。
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
二万万两库平银，“赔偿”日军抢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人民的军费。强盗也知道，如此庞大数额的赔款，清朝政府无力一次交出。于是乎，第一次赔款交清后，余款要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
对领土的侵占，对财富的掠夺，更有对精神意志的摧残。
想议和？清朝政府代表谁来出任，要日本指定。马关“会商”，中国人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捧起日本人摔过来的条款，数日内作出“明确答复”。
定远号是北洋水师引以为傲的主舰？击毁还不算完，碎片也要运到和中国隔海相望的福冈，建起“定远馆”。炫耀日军武功，弹痕累累的甲板被改造成门板……
“幢幢华裔，将即为奴；寂寂江山，日变其色”；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吾民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 ……
甲午战争的重压以及这场战争引发的列强瓜分狂潮下，东方文明古国尊严扫地。笼罩神州大地的悲伤、愤懑、压抑氛围中，整个民族的精气神犹如微弱烛光风中摇曳。
甲午战争，不仅仅是清朝苦心经营的一支舰队在实力相当的对手面前输得精光的军耻，也不仅仅是昔日文明导师被后起岛国打败的国耻。
甲午战争之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恩格斯站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历史高度，给出自己的答案：“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
（二）
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毛泽东曾说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一件坏事，但它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人民觉醒了，掀起了抗日运动，进行了抗日战争，一盘散沙团结起来了，睡狮觉醒了。
同伟大的抗日战争结局截然相反的甲午战争，给中国人上了怎样一课？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到中法战争，清朝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敲打得一蹶不振。然而，清朝政府并未痛定思痛，走出自我蒙蔽的怪圈。
英国人赫德主持清朝海关近半个世纪。这位零距离旁观者有过这样一段形象的描述：“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修修补补、搞点洋务，充其量不过是困境下的一种应激反应。但就是这种难成气候的应激反应，竟造就了清朝臣民头脑中的“同光中兴”，编织出一段“太平盛世”。
“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甲午战争带来的亡国灭种之危终于让中国人睁开双眼，实实在在掂量出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的分量。
找回现实感还远远谈不上真正的觉醒。真正的觉醒，是崇高人格精神的回归、炽热爱国情怀的释放，是拼了性命也要革除痼疾、闯出一片新天地的血性，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世界的荡涤升腾。
在丧权辱国的甲午战争中，这种精神、这种情怀和这种血性，如啼血杜鹃惨烈绽放。
北洋水师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炮弹垂尽之际毅然下令撞击日舰吉野号。致远号不幸被鱼雷击中，邓世昌坠海后拒绝部下的救助，甚至将救主的爱犬按入水中，用生命践行了“誓与日舰同沉”的诺言。
《纽约时报》对甲午战争有过这样一则报道：“三名中国海军将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将军、右翼总兵兼定远号舰长刘步蟾将军和张（文宣）将军，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中国的人民引为骄傲……他们向世人展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如此强大的文化传统支撑，有为国捐躯者的精神感召，中华民族再一次历经磨难而不倒。
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同盟会成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从甲午惨败到抗战胜利，中国又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华民族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在苦难辉煌的交织中找回了赖以生存的精气神。
（三）
每一次从战争走向和平、从衰落走向复兴，无不是以涂炭生灵、捣毁民生、中断社会发展进程为代价的。
中华民族如何才能摆脱近代以来浴火重生的宿命，始终作为一个强国守住尊严、永续发展？
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奇眼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了从甲午战争中获得更为深刻的启迪，我们需要回望更加久远的过去。
自康熙经雍正至乾隆的130多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辉煌盛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被誉为“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然而，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有为君主，对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历史性大变动浑然不觉。时代大潮汹涌澎湃，中国这艘古老的大船却在落日的辉煌中搁浅了。
马克思1858年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如果说“殊死的决斗”预言了“陈腐世界”同工业化造就的“最现代的社会”之间的历史性碰撞，马克思对中国人精神气质的描述，则道出了大清江山百余年间沦为“纸糊的破屋”的缘由。无视世界大势、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注定导致国家和民族的衰亡。
生死攸关，奋起一搏方有转机可言。可悲的是，大清帝国既找不到变革制度的勇气、更新战略的智慧，更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豪壮。无人照看的国家没落涣散，大官唯争权，小官唯争宠，百姓唯争利，军队丧失战斗力。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白宫密报甲午战况时写道：“中国人中之最无智识而最愚笨者成为统治者。中国政府几乎无官不贪，无事不贿，上下相欺，大小相欺。中国军队中贪污吃空额、营私，盗窃公物，扣饷以为常……”
日本战时刊物《日清战争实记》如此描述自己的对手：有将军携带妓女的，有打着蝙蝠伞的，有带着鸟笼的，队伍里有唱歌的，有怒骂的，有快走的，有慢走的，千差万别、千奇百怪。
“在战争中，精神之于物质是三比一。” 拿破仑这句话给清朝甲午惨败提供了有力注解，也道出一个民族把握命运、一个国家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
（四）
悠悠岁月，刻骨铭心的伤痛难以抚平。
“我亲爱的同胞，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不是祖国母亲不想要我们，而是祖国母亲那时太弱，她爱我们，却保护不了我们。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人家要钱得给钱，人家要地得割地，祖国母亲别无选择……”
一位老人在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的活动上的发言让在场中国人痛哭失声。
又逢甲午，悲怆历史的镜鉴发人深思。
“120年前的甲午，中华民族国力孱弱，导致台湾被外族侵占。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给两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
“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回首我国近代史，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习近平总书记忧深思远的讲话在海内外中华儿女心中激起强烈共鸣。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忆往昔，峥嵘岁月，艰苦卓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重重艰难险阻，赢得了民族解放。一个崭新的国家，昂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看今朝，中国已经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两个甲子，沧海桑田，耻辱的一页彻底翻过去了，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满怀“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中国梦蕴涵强军梦，强军梦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死里逃生的北洋水师管带萨镇冰，参与重建民国海军，担任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直到去世前还赠诗毛泽东：“尚望舟师能再振”。
回望甲午，警钟长鸣。
当今世界，天下还不太平。我国安全的隐忧在增大，我们家门口生乱生战的可能性在增大。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我们必须牢记，须臾不可放松警惕。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必须有强大的实力守护和平，让那些企图扰乱中国和世界安宁的人不敢轻举妄动。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回望甲午，坚定信念。
今日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顺顺当当就能实现的，我们越是发展壮大，面临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遇到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
伟大的梦想，需要伟大的精神作支撑。没有振奋的精神、没有高尚的品格、没有坚定的志向，一个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国梦，要求我们不仅在物质上强大起来，也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
以史为鉴，更好前进。我们不会耽搁在甲午战争的苦难上唉声叹气，而是从历史中塑造伟大的民族精神、民族魂。如鲁迅所言：“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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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甲午战争清军战略指挥的重大失误及其根源
陈相灵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很多，其中李鸿章在整个战争中战略指挥的重大失误，不能不说是这场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考察李鸿章战略指挥重大缺陷及其历史根源，有助于更清楚地反思这场战争，从中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
当甲午战争爆发不可避免时，李鸿章用政治仗代替军事仗，使清军在战争初期失去了战略先机
中国近代，清帝国正遇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一变局，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主要体现在轮船、电报和军火、机器的飞速发展中，而 这些，在中国却是空白。二是中国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当时，工业革命虽然没有在中国发生，但中国却拥有世界上让人垂涎的巨大财富。由于自给自足的经济有其自身的循环体系，国外商品很难打入中国市场。这就造成了“阳托和好，阴怀吞噬”的局面。而日本则是呑噬中国的急先锋。他们对中国的掠夺，往往“一国生事， 诸国构煽”，这种虎视眈眈，群而攻之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和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李鸿章认为，若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则会造成 “战守皆不足恃，和亦不可久”[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传一百九十八。]的局面。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李鸿章认为，中国的实力，不足以与诸多列强对抗，加上军事人才日益匮乏，难以抵挡 外来势力。而眼下，唯能有所依靠的，正是“交涉洋务”，即通过外交手段，保持与各列强的战略平衡。
李鸿章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战略环境和清帝国军事实力的判断是客观的，认为通过外交手段谋求国家利益的认识也是可行的。但问题的核心在于外交手段不是万能的，没有实力的支撑，其作用很难发挥。同时，从当时清军军队建设来看，李鸿章对北洋水师的建设不遗余力，而且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曾一度成为号称亚洲第一的 强大舰队。它无论在东海巡游，还是舰队出访，都曾让外国使节为之惊讶。拥有这样的一支舰队，虽与西方列强有较大差距，但与日本相比，其差距并不明显。但李鸿章对甲午战争的谋划，却试图通过与洋人的外交，形成遏制日本的无形力量。朝鲜“东学党”起义后，日本借机登岛，李鸿章试图借英俄等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遏 制日本的势力，结果日本不但未受到约束，反而让朝鲜成为英俄等国的殖民地。
当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以为租借英国的商船运兵是万全之计，结果运兵船队在丰岛遭袭，日军打响了甲午战争的第一枪。日本侵华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后，李鸿章所想的仍是用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他命令驻守牙山的叶志超不要先敌打击，要遵守万国公约，避免在各国舆论声中丧失主动。当战火从朝鲜半岛蔓延到中国东 部沿海时，李鸿章囿于对北海舰队的保护，守之于海岸，丧失了支援旅顺、寻机歼敌的良机。当甲午战争尚未结束，北洋海军被日军即将围歼于威海之时，李鸿章却替朝廷打起了和谈的主意。
整个甲午战争，李鸿章首先想到的是打一场政治仗，以为凭借其筹划，就可一步步化解危机，其结果政治仗不但打不赢，还贻误了战机，造成清军战争准备不充分，盲目上阵，处处被日军牵着鼻子走，最后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
战争中李鸿章的“保船制敌”看上去很符合清军的实际，但实际上他在用打农民战争的经验指挥现代化的海战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在对北洋海军的使用上，坚持“保船制敌”的原则。其原因一是北洋海军来之不易，在具体使用上慎之又慎；二是用打农民战争的经验指挥现代化海战。
在西方的军事学说中，制海权思想在近代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国，制海权却是一个空白。李鸿章运用打农民战争的经验指挥现代化海战，这不能不说从指导思想上就犯了兵家大忌。
李鸿章的战争实践主要来自于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他指挥淮军有三个特点：一是本位主义观念突出。李鸿章依重淮军起家，自然在军事上处处想到淮军的利益。在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作战中，当时江宁久攻不下，朝廷促李鸿章率兵会攻，李鸿章以金陵城破就在旦夕，托辞延师不出。后来，曾国藩攻克江宁，捷报传来，李鸿 章才令刘铭传、盛波等从不同方向围歼残存农民军。这种不顾大局，以我为主的本位思想，在甲午战争中又再次上演。当日军准备在金州、大连登陆，守军向李鸿章请求旅顺分兵北援，并要求北洋舰队赴援大连时，李鸿章不但未及时调整兵力，反责其将领糊涂胆小。受他的影响，其部下本位思想也相当严重。当丁汝昌率北洋舰 队从威海到达旅顺时，并未对登陆日军进行袭扰。大连湾失陷后，丁汝昌认为旅顺“万难久支”，借口水道狭小，率舰队返回威海。此后又由从大沽开赴旅顺，稍做 游弋又回威海，从此再无出港机会，直到全军覆没。
二是依托根据地。李鸿章非常看重对根据地的依赖。清军在与捻军做战中，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被击身亡，震动朝野。朝廷命曾国籓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僧格林沁旧部，李鸿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要求率其部队驰防豫西，兼备围剿京东马贼、甘肃回匪。但李鸿章却说：“兵势不能远分，且筹饷造械，臣离江南，皆无可委讬。为今日计，必先图捻而后图回。赴豫之师，必须多练马队，广置车骡，非可猝办。”[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传一百九十八。]他的建议虽也有合理之处，但不愿离开根据地的惯性思维却延续到对北洋海军的指挥上。北洋海军除了护送兵船出海与 日军在大东沟遭遇外，几次驶出威海，又几次无功而返，始终不敢远离威海，从而把海军当作海岸兵力去用，更谈不上让其争夺制海权。陆兵兵势不能远分，这对于打农民起义军而言，能发挥保障便利等优势，但对海军的使用同样兵势不可远分，就完全背离了海军使用的基本原则。
三是包围聚歼。由于农民军流动性强，李鸿章认为对付“流寇”，若不采取就地圈围，“终不足制贼之命”。正是这一原则，清军置捻军于死地。但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却忘记了这一原则，从未对日军采取合围之势。他把积极的用兵之策丢了，把消极的用兵方法却发扬光大。
战前李鸿章信心不足，战中却判断失误，其战略指挥与战场实际严重脱节
甲午战争中日军迫使清军开战，对朝廷而言是最不愿看到的，而李鸿章而言，他虽深知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但对开战却信心不足。主要原因在于“深知将士多不可 恃，器械缺乏不应用”，而李鸿章所要做的是“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传一百九十八。]这似乎把李鸿章推到两难的境地。殊不知，李鸿章训练北洋海军向朝廷表功的时候，北洋海军的面貌却不像不能打仗的 军队。如“十四年，海军成船二十八，檄饬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全队，周历南北印度各海面，习风涛，练阵技，岁率为常。”[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传一百九十八。]为什么仅6年之后，曾远出印度洋的北洋海军却不可恃？从黄海海战中可以看出，北洋海军并非无战斗力，这场海上遭 遇战也并非就已输给日军，恰恰因为让其消极避战，最终使其不战而亡。这一结果的背后，与李鸿章战略判断的失误不无关系。
黄海海战后，李鸿章提出了“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的方针，这将意味着战略防御的重点由沿海转向鸭绿江西岸，以防日军对奉天陪 都和京城形成威胁。在此方针指导下，清军把长期守备旅顺、大连的部队调往鸭绿江前线。但日军的真正目的是要在辽东半岛实施登陆，夺取旅顺、大连。为达成这一目标，日军还在鸭绿江集结部队，吸引清军，掩护登陆作战。显然，李鸿章的判断与调兵，正中了日军的奸计。从实际情况年，清廷也认为旅顺是控制渤海海峡的 锁钥，易守难攻，多年在此构筑船坞，修建军事设施。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却让李鸿章轻易放弃，看上去是为了保卫京畿安全，实际上此时还谈不上京畿之危。因为日军只有大规模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才可能危及到京畿的安全。相反，夺占旅顺口，日军将打开通往东北的通道，其兵力可源源不断地从海上得以输送。如果 说战略判断失误后，随着日军进攻方向的明朗，迅速修正原方案尚能补救过失，但李鸿章却一错到底。当日军从花园口登陆，清军已从日间谍处获悉日军将攻取金州、大连时，李鸿章只派出2000人的兵力增援金州，而对派遣北洋舰队赴援大连的请求置之不理。最后，日军轻而易举地攻取无人之地大连，随后旅顺失陷。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清廷认为日军将进攻奉天，进而快速逼近山海关，另一路从渤海湾登陆，会攻北京。为此，清政府将主要兵力调往京津方向。但日军的企图正好 与此相反，认为渤海湾封冻，登陆困难，兵出山东半岛，海陆夹攻，歼灭北洋海军，以保障随后从渤海湾登陆的安全。清军因将主要兵力调往京津方向，山东防务十分薄弱，而李鸿章也不知日军的主要目标是瞄准北洋海军而来，仍指示北洋海军扼守埋伏之地。当发现日军舰在荣成湾龙须岛活动，才令其前往巡察，以防对舰队形 成包抄。但丁汝昌也不听李鸿章调遣，始终蛰居威海港内，将李鸿章最初“不得出大洋浪战”的精神贯彻到底，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剧。
纵观李鸿章的战略指挥，一方面用原始的打农民战争的经验指挥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从主观愿望出发，多次错判形势。我们知道，正确的战略指挥，是建立在全面细致的侦察和周到严密的部署之上，但李鸿章对侦察到的情报，往往枉加修正，他心里想着朝廷，主观上便认为，凡危及朝廷的方向，就是日军进攻的方向，结果 使战略指挥与战场实际不相符合，从而一次次酿成大错。
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各种错误的叠加，便促成了清军的惨败。作为战略指挥员，战前信心不足，战中指挥失误，但随时却谋求通过外交等手段化解战争危机，这不能不说犯了战略性的错误。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于，李鸿章以政治家的角色，扮演了一位陆海军的统帅，他用政治原则代替军事原则指挥作战，这其 中方向性的偏差，就不止是一场战役战斗的偏差，而是全局性的，致命的偏差。这一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吸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