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时的中国家庭，存在一些怪现象。家庭妇女维权，最好方式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往往能争得较为满意的收场。至于那些“爱哭的孩子”，也常常“有奶吃”。现如今，“闹”事屡见不鲜。小到反映个人诉求的“医闹”，大到争取群体利益的“路闹”、“地闹”。最近围观较多的例子，便是四川广安的“争路”事 件。

　　“闹”，总是有意见和情绪需要表达。尤其是民智开启、民众维权意识普遍觉醒的今天，当正常渠道不够畅通之时，有些人便会采用“闹”这种比较激烈 的方式。“闹”的目的，一是要闹出动静，引起围观，让自己的诉求“众所周知”；二是要制造效果，利用对方息事宁人的心态，乱中取胜，追求利益最大化。

　　过去治“闹”，也有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晓之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启迪群众的觉悟。这在计划经济时代似 乎很管用。但如今是市场经济大潮下，绝大多数个体或群体，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做深做透思想工作之外，怕是还要辅之以必要的手段。

　　面对越来越“难以说服”的闹事者，实践中，多数地方会采取这样两种方法。一种是动用政府的威权，搞强迫命令，强征强拆，强买强卖，出了问题后甚至出动警力去强力维持。另一种方法，则是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当决策遭遇民意反弹时，便对“民意”曲迎奉承、委曲求全，甚至动用财政资金买平安，以求“给 糖不哭”、破财消灾。

　　实际上，要解决“闹”的问题，以上两种方法无异于“扬汤止沸”。靠强力平“闹”，一来效果有限，二来也违背党的群众路线宗旨，往往是使矛盾进一 步扩大化，使矛盾双方由良性的利益博弈，变成恶性的势不两立，最终影响一方稳定，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受到严重损害。因此除非万不得已，多数地方的多数领导都摒弃了强力维稳之法。至于那些“破财消灾式”的柔性治“闹”法，也是弊端多多。一者，满足了部分群众的利益，必然以损失其他群体利益(有时甚至是国家与集 体利益)为条件，并没有使问题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二者，这种方法不具备可持续性。“哭即有奶喝”会形成一种反向激励，让“爱哭”的人越来越多，开出的价 码也越来越高。同时，也容易使决策受制于少数“民意”，陷入冗政庸政，影响行政效率。

　　相形之下，治“闹”的制度化是必然选择，法治则是最佳途径。法治的意义，一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民主上，二要体现在执政的公正严明上。

　　做到决策科学，譬如“高铁路线”选择上，就必然需要一大堆诸如地质勘探、环保评估、建设成本、经济辐射带动力等科学数据做支撑，让群众心里有数。做到决策民主，就是要在决策之时最大程度吸纳民众参与，满足他们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道理，不是干部不明白，坏就坏在少数干部“权 力意识”作祟、“精英思维”超前、“为民作主”心切上。总认为自己的决策方案最优化、设计最科学、效益最大化，却忽略了群众的“存在感”。殊不知在利益诉 求多元化的今天，民众不再迷信权威、服从权威，若无法律的强力限制，一些民众会使用“闹”来搅得你六神无主，手足无措。

　　只要决策走上法制之途，执行时的“强力”，便有了充分的法理依据。目前一些地方之所以频繁发生“决议遭遇抗议”事件，就是某些群众拿捏住了基层 “怕事”的心态，依据“法不责众”思维，力图以“闹”制胜。对于那些目无法纪之“闹”，政府绝不能怯于举起法律武器，一定要让一切“闹”归于法治之下。

　　习近平同志最近指出：“要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决不能让那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现象蔓延开来(引自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习总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依法治“闹”的方向。实际上，对那些“无理取闹”的迁就、回避、妥协，是懒政、怠政、 庸政的具体体现。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提升依法执政本领，如何处置各种“闹”，是摆在全体干部面前的一道考题，必须回答好！(宛新平)

    信息来源：中安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