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张占斌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王小广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人民网访谈节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创新，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近日由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书出版发行，该书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做什么四个角度深入分析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思路和路径。今天我们在演播室非常荣幸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我们深度解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热点和难点问题。我身边这位是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
张占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本书刚刚出版，第一时间就拿到了人民网和全国听众、观众分享。国家行政学院是中国国内政府系统的中高级公务员的培训重要阵地，也是服务党中央、国务院的高端智库，有责任、有义务对一些重大的经济政策做一些解读、阐释、引领。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也要求我们,努力做好这个工作。我想，这些工作做的好，也有助于国内外对中国的经济形势、经济政策有更好的理解，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面临的经济挑战，把未来的事情做好。
去年我们出了一本书《中国经济新常态》，也是国内第一本解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思想的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出版以后，社会上反响很强烈，效果也很好。很多地方把它当成培训教材，党政干部学习读本。今年，人民出版社约请我们编写《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这是因为在
这本书刚出版，现在人民网等很多中央重点新闻网站都有了的宣传，这本书传递着党中央的一个重要声音，就是下一步我们要努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争取取得一些突破，来破解前进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我们的路走得好。这个时候，这本书出版应该说适应了这么一个形势，适应了这么一个需求。
主持人：我看到有四章，非常一目了然。
张占斌：便于读者阅读，便于读者去理解，逻辑上也让大家能够接受，这是适应党政干部学习理论、学习经济政策的一本书。
主持人：
王小广：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权威、最早的，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做了系统阐述。这个概述我认为它的核心意思，后来《人民日报》上有登载的，就是七论经济形势中，谈到的一个公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的很多问题出在供给这个层面，但是我们的主攻方向是结构调整，我们要想破这个题，要通过改革，是这么一个逻辑。
这一新概念提出后，大家有各种理解，有你刚才讲的两种观点。我想做一些分析，第一种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过去重在需求管理，大家批评的主要是凯恩斯货币扩张那一套，搞投资的强刺激，政府对市场采取过强的干预措施。大家觉得、实际上的表现也是，这种侧重于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效率在明显递减，要把政策的重点从需求端转向供给端。这是大家的一般性的理解，即政府将不刺激需求，导致需求萎缩。但这种看法是不太对的。因为这是两个事，需求管理是一种宏观管理的方式，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一个主导的方式，它不会放弃的。但是，供给侧改革不是宏观调控政策，是与宏观调控政策并列或结合的新政策，它的特点是解决长期问题而采取一种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两者不是代替的关系，总体政策是常规的需求管理+供给改革。
第二个看法也有问题，大家对供给管理这个概念是有畏惧的，实际上供给管理在中国过去是常态，整个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就是供给管理、供给体制。我们搞计划经济就是搞供给管理。我们的很多政府干预也是通过供给管理，如汽车的限购限行，在有些时候对某些特殊产品价格实行冻结等。包括西方也存在供给管理，这是一种对微观市场的直接干预措施，如战时供给制、对特定时期的物价水平的冻结等。人们担心的是实际是供给管理，供给管理正是我们要少做的，要改的，但现在强调供给侧，强调供给管理，人们就开始担心这是不是回到计划经济啊？我认为，供给侧改革恰恰是要把约束经济发展在供给侧重大的障碍清除掉，就是破除供给体制，不是用供给管理代替需求管理，恰恰是通过改革来破解，来把这个墙拆掉，尽可能地释放我们的供给和需求。它实际是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是后落实三中全会讲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信念。
主持人：这两种声音都是他们的一种误读。
王小广：我认为是一种误读，肯定不是往回走，或者是放弃某种我们应该有的，需求管理是应该有的，是一个正常化的东西。现在这一个阶段，一个特定的阶段，重在攻坚克难，最大的约束是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的长期累积，形成巨大的发展障碍，我们应采取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激发发展活力，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因此，我认为，供给侧改革应该是这么一个重大的战略和政策。
主持人：
王小广：我认为，现在世界都是互相借鉴的，有联系也就是讲为我所用，就是你对我的参考、启示作用，我认为这是完全有必要的。我们要肯定两者是有一定关系的。特别是供给侧改革或结构改革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提出来以后，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一点。当时的美国，它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生产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美国的生产率增速下降到1.5%以下，美国常规的情况下生产率增速是3%，下降到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供给问题，就是供给不足，导致通货膨胀。里根上任以后采取了两条措施，一个是放松管制，放松包括价格和其他的各种政府管制，把这个墙拆掉，这与我们有相似之处。还有减税，降低企业税收，让企业增加积累，有积极性投资，我觉得供给供给学派在这两个方面对我们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包括英国搞有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中国叫民营化，这都有启示作用。
我还想表达的是，中国这个结构性改革和当时的欧美有些关系的，但是主要反映我们自身发展的要求。第一条，为什么中国要搞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种改革和发展共识，只有对体制进行改革，才能创新，才能从长远解决问题。90年代以来，包括一些国际组织IMF，它认为很多国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它出了问题，很大一部分就是制度结构上有一些缺陷。特别是最典型的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像泰国、韩国，他们要请求金融方面的援助，但是你为什么发生这种金融危机，甚至早一点1994年墨西哥的问题，都是因为在金融体制上面有缺陷，在财政上有缺陷，所以要求搞结构性改革。中国的结构性改革第一条是适应了这个发展的大趋势，国际的发展大趋势，它也是一种共同语言、共同认识。甚至在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欧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显示其金融、财政体制存在结构性陷阱。所以结构性改革是一种全球趋势和内在要求，发达的市场经济或改革后的转轨经济、发展中经济特别是新兴发展的经济体，都存在结构性难题，都存在体制性陷阱，因此，国际主要机构和专家都建议，要加快结构性改革。我们也是适应这种情况，我们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作为转型的国家，作为现在处在中等发达水平向中高端迈进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难题，也是结构性的，即体制的结构性问题。当然还有我们本身的经济结构问题。这样一个混合，就导致了我们要呼应这个结构性改革潮流。这是第一层意思，是世界上共识和共同的战略选择。
第二层意思，中国经济从2008年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金，现在接近8000美金左右。这个水平再往上去不是很容易的，你要保持中高速，我们有潜力，但是我们有许多约束和困难。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动力转换，没有这个新的动力的形成，我们就难以前进，当前经济为什么困难，就是因为处于新旧动力的转换的过渡期，新的东西还是比较弱，旧的东西还是慢慢在减弱。这样，经济面临一个很强的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培育新动力来解决我们的结构性的难题。我们一直在推，但是好像遇到了很大困难。这个困难最终根本的，我们认为还是体制性的障碍、制度性的障碍。我们的潜力很大，有回旋余地，针对我们重大的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快结构性改革，核心是培育新动力，把我们的经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推进，从而保持中高速。这两个目标是关联的。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器，是培育新动力的关键因素。
主持人：
张占斌：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这几年社会上热议的一个词。我们理解，从中国经济的变化看，有很多重大的趋势性特征已经出现了。一个就是经济增长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已经转到了中高速增长阶段，发展方式也开始从过去的粗放的“跑马占荒”式的向“精耕细作”集约方向转化，产业结构也由过去的中低端水平开始向中高端攀升，经济增长动力也由过去的偏重要素和投资驱动开始向创新驱动转化。从资源配置上看，也由过去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开始向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转化。从经济利益福祉来看，由过去的先好先富型，向包容共享转换。这些重大趋势性特征，对于中国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理解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大的举措，也是一个创举。希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破解我们的矛盾，破解我们的困境，引领中国经济积极向前走。
从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方面来讲，我理解企业、政府和社会这三方面都有它应当改革的余地。比如从企业角度讲，它要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就是说如何在提供供给能力和水平上作出更多的努力。如果你的能力和水平提不上，你可能慢慢就要退出这个市场，退出江湖。逼着企业家要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服务质量。作为社会来讲，可能更多的要强调创造一个好的市场环境，包括社会信用等等。有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氛围，让我们更多的企业家能够去创造，能够有更大的热情去投资。从政府来讲，更多的就是要强调改革的重要，或者说重大的制度性的突破和创新，来破解对于各种要素的压抑，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从具体的领域来看，我们这本书里面讲到了，破解重要要素的压抑是主战场。比如，人口政策要调整，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这也是针对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人口红利减退提出的针对性政策。包括讲到户籍制度改革，实际上也是想通过加快城镇化步伐，来破解一些制度性的障碍。另外，也讲到了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城乡土地制度改革，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里面可能会释放出天量级的活力和动力，这个工作还要逐渐推进。另外，金融体制要改革，要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破除金融压抑，使我们金融市场更加活跃、更加稳健，更加能抗风险。现在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功课要做，还有很多欠帐要补。这应当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两年金融市场波动很大，也提出了很大的警示，需要高度警惕这方面的风险。另外，要通过创新驱动的战略，开辟更大的供给空间，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解放生产力。另外，还要通过简政放权、政府改革，把更多的积极性让给地方、让给企业，政府少管、少干预，破除一些制度上的障碍，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我们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另外，涉及到社会的整个服务体系建设也要加强，特别是推进配套的改革，有关领域的制度性创新都需要加强。这几个角度讲，我理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
主持人：
王小广：这五个任务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比较突出的制约我们发展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现在有些人解释说，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这个理解不太对的，问题是问题，解决的手段是手段，结构性改革是手段，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关键性举措，不能搞混淆了。
我们是通过改革来去库存，通过结构性的改革去库存，库存是问题，我们不能说去库存就是结构性改革，过去是不是去库存也是结构性改革呢？包括周期性调整也是改革呢？不是。周期性的调整，让企业通过与市场的适应，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周期问题，现在中央一个重大的判断，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因素导致的问题，不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我理解中央提出2016年要着力解决的五大任务，不仅是当年的任务，而且实际上是今后一段时间，甚至“十三五”的一个很长时间内我们都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来推动这五个任务完成。不能说五大任务是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五个任务可以是一般的结构调整措施来推进，可以进行常规的市场调节来推进，但现在不行，这些常规的措施效率递减，因为根本的障碍在体制或在供给侧体制性障碍，必须通过改革只能解决。
具体讲到去产能，去产能就是要抓关键行业，现在我们重点抓的是煤炭、钢铁，有人提出以煤炭、钢铁为中心，因为这两个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最突出，面临的困难最大。煤炭、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的实质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矛盾的长期累积，所以，仅靠市场，仅靠一般的结构调整，是难以根本解决的，必须靠结构性改革，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双推动，才能见实效。最近国务院就提出来一个2016年要减少一亿吨的粗钢的产能的目标，办法要靠改革和结构调整，共同推进。
去库存主要是讲去房地产的库存。但是房地产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个人认为，它既有当前运行的增量和未来库存，同时还有更多的存量库存。所以，它成为我们现在稳定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它必须用住房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长远的办法来解决，也不是一时的刺激政策来缓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的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深化住房体制改革，建设新的住房供应体系，包括租售并举，来解决房地产库存问题，这就是双推动，即改革和结构调整结合，共同解决这一巨大的库存问题，出优惠政策缓解库存压力不能过头，而且明显只是一种常规的、短期的办法。
其他几个问题也是一样的，降低成本，我们的金融成本的问题，不仅仅是由于经济调整之后，利率有一个上升的趋势。更重要的，它是我们的一些金融制度安排上，是金融强垄断性和管制带来的，如存在利率市场化程度低、银行准入障碍、金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特别是资本市场发展成为我们的一个短板，必须通过金融结构调整和体制的创新，来真正降低融资成本。当然我们降低企业成本还可以在减税减费上进行，这与供给学派有某些相似之处。
补短板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们短板很多。五中全会也讲了，我看有三个发展理念主要是围绕补短板而提出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它实际上主要是起着补短板的作用。这个补短板在整个“十三五”期间都是特别强调的。因为这个短板补齐了以后，你才能够实现我们全面建成小康这个“全面”，包括七千万的贫困。补短板，不是2016年一年的工作，是十三五的全程工作。
主持人：
张占斌：现在有大量的产能过剩，是困扰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难题，这个问题有历史原因，很多年以前，中国是短缺经济，很多企业可以放开膀子干，大干快上。经过这么多年，30多年的高速发展、高速增长，市场在发生变化。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就是有些行业、有些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比如刚才我们讲到的钢铁、煤炭，包括水泥等等。现在所有这些产能过剩的产业或者行业都较为困难，有的可能是全行业的亏损，而且涉及到很多的就业人员。如何化产能，对我们下一步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这个问题要不解决，中国的新经济也成长不起来。也是希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结构调整，努力化解我们的产能过剩。
现在看，产能过剩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确实这个产能已经很落后了，这样的产能我们应抓紧加快淘汰解决。还有一种就是它在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区段可能过剩了，但是可能在中亚的一些国家，一些非洲国家，它非常需要。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产业需求也有不同，就像我们现在读书一样，比如我们中国现在已经读到了研究生阶段了，但是非洲可能刚上高中或者初中，有些产能还是需要的。像这种产能要通过国际产能合作，适当的市场经济的办法转移出去。
刚才讲的这两个方面都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比如说，有些产能要淘汰掉，需要有一些配套的改革政策，现在每关闭一座钢炉可能都伴随着泪水。因为这和很多人多少年的心血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中国经济走到今天，不破解这个难题又不行。所以，国家要在这些领域有一些配套政策，社会保障、养老、再就业跟得上。这样才能有序解决这些问题。否则简单地去库存、去产能，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失业，这也不符合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方向。这个本身是需要一些改革配套措施的，这种改革配套也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新要求。另外，我们把这些产能通过国际合作转移出去，也是需要有一些改革措施配套跟上的，一些重大的制度性变迁跟上，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在“十三五”时期，这个问题取得扎扎实实的进展，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关键性的进展、关键性的成效，对于我们长远经济来讲，打好这么一个好的基础，极为关键。
主持人：
王小广：我觉得这五个政策支柱是在中央财政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第一次提出来的。在这之前，我们知道都是讲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支柱，三大支柱也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三句话。现在加了两条，一个是产业政策要稳，另一个是改革政策要实，这两部分是什么关系？
我觉得要做一点分析，就是前三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政策的一个基本定调、基本取向，主要是创造一个宽松和稳定的政策环境，我把它叫做基本政策定位，也就是前三条，宏观、微观和社会，这三个是构成整个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政策取向。一开始执政的时候已经定下了，这三年我们就这么干的。你讲这个内涵是什么，微观政策为什么要活，活指是什么？就是活力，通过政府改革，特别是简政放权、搞商事制度改革，鼓励双创，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就是改革促发展，这就是微观政策要活的内涵。宏观政策有没有改革呢？宏观政策要稳，但是要改革，我们叫做宏观调控创新，思路和方式的创新，也是一种改革。社会政策要托底，我们强调要兜底，要守住发展的底线，社会的底线，即底线思维。这是新一届中央执政的第一阶段政策，也是“十二五”的后三年所采取的基本政策。
到了“十三五”，就是2016年开始，正好到2020年，这么五年。“十三五”在保持这三大基本政策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做什么，必须要做什么，关键要做什么，才能真正实现两个中高的目标。我认为，仅有基本政策是不够的，我们的难处是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突出，制约了新动力的形成，必须着力解决这些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的手段就是靠产业政策，靠改革，因此，提出的产业政策要准和改革政策要实的两个新要求，新政策，我把它叫做关键性政策或战略性政策。这两个政策结合就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政策要准，解决是结构转型升级问题，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提高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水平，促进其从中低端到中高端升级，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同时，要补短板，补农业、生态、社会等短板，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要实现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改革，就是落实三中全会的改革部署。产业政策+改革措施就是结构改革。所以，现在的总体政策，由两部分构成，即基本政策+结构改革政策。
主持人：
张占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理念，应该说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观，我们如果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它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因此，它是覆盖全社会的，覆盖经济社会各个方面，下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理念就是它的一个基本遵循。就是说，我们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理念来推进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五大理念，就是指挥棒，也是红绿灯，通过这种方向性的引领，把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推向深入。
如果供给侧改革搞得好，对于保持我们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平稳健康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意义都十分重大。对解决七千万脱贫问题都有很实际的意义。也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得好，对于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很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未来五年，这是很关键的事情，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发力的五年。希望把这项改革落地、做好。
主持人：
王小广：我觉得“十三五”提出了五个理念，这五个理念主要是解决两大战略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培育新动力，有这个新动力才能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才能保持可持续，实现中高速增长。新动力是我们现在整个的主攻方向。我们这些理念都是要为它服务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补短板。我们短板太多了，木桶效应原理决定了补短板就是提升发展水平，总书记、总理说，我们潜力很大，但是为什么潜力没有出来呢？那就有短板的约束，把短板补齐了，我们就提高了一个很大的水平。“十三五”的核心任务就是这两个任务，一个是培育新动力、一个是补短板。这两个事情要解决它就两条，第一条就是牢固树立五个理念，通过五个理念来实现，有了这个理念才能朝这个方向发展。第二条要通过结构性改革落实。最后的前景是什么样？我个人认为，只要在现在提出的一些结构性改革的方面取得一些重大突破，这两大战略任务是可以实现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今天二位教授作客人民网和我们大家深度解析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些相关的难点问题和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感谢二位的到来。谢谢你们。
信息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