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福尔曼是美国知名记者，1930年首次来到中国，因受埃德加·斯诺影响，1937年抵达陕北采访。1940年，福尔曼再次来到中国，并于1943年11月率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去延安采访的要求。1944年5月，作为中外记者团的一员，从重庆出发北上，在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为期5个月的采访，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后译为《北行漫记》）。《北行漫记》作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是反映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权威性的目击者的证明书”，向全世界忠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及英勇抗日的八路军的情况，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把自己的根深植于中国最贫穷但却是最广大的民众之中”的谜底。

“三三制”是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实践

1935年红军到达之前，“陕北是国内最受压迫的区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地人民在与国民党斗争中追求实行共产主义，并提出了“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政府”等口号。书中写道：红军到达陕北后，“边区政府开始用直接的秘密的投票举行普选”，不分阶级、党派、信仰、财产、性别或种族。1940年，中国共产党将选举方法修改为“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民主政权组成人员的分配中只占1/3，并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三三制”成为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实践，福尔曼不仅多方了解了这种民主代议制，而且亲自参加过一次边区政府与边区参政会常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他指出，“所有24个与会的参政员，由民众选举产生，其中包括8个共产党参政员”，出席的参政员有农民、商人、大地主、佃农、教育家、医生、军官、回教徒等，与国民党当局“死抱着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只有党治，而无民众选举”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党外发展民主政治方面的进步。

“共产党员极端注重他们的文化”

福尔曼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工作，指出“共产党员极端注重他们的文化”，教育“完全建立在实际应用上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深入民间，展现民众的情感和风俗习惯。福尔曼就曾出席过一次有40余名文化工作者参加的讨论会，他发现“延安的文化人牢牢地记住毛泽东的话，得到了可惊的结果”，认为秧歌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差不多每一个乡村都有秧歌表演，其中大多采用战争题材，也有“关于共产党打算着手进行的新的举措”的内容，如宣传卫生法等。福尔曼详细介绍了自己看过的一支主题为打击“巫医”的秧歌，剧中的巫医在科学面前最终放弃巫术。他认为这对迷信问题“给予一个良好的观念”。类似的还有大量的活报表演，以及群众广为参与的现代舞等。这些艺术形式凝聚了民众智慧，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对外来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福尔曼对延安大学进行的一些教育改革表示赞赏。学校要求文学艺术要有“中国自己的形式”，学生“一年中至少有三个月”要紧密结合所学进行实习。除了延安大学，福尔曼还发现抗大、鲁艺等院校的学生除了学习也都积极参加劳动，中国共产党在此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为创造辉煌、成就伟业奠定了人才基石。

“延安是劳动者的社会”

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打破国民党封锁、解决党和人民生活困难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当时，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深深吸引了福尔曼。他在采访中发现，边区的每一个人，从农民到最高长官，都制定了生产计划并付出切实行动。例如毛泽东在他的一块地里种下洋葱，朱德种了莴苣和白菜。福尔曼深切感受到边区和根据地人民“用着狂热来参与生产”。他介绍了首获“劳动英雄”称号的吴满有的事迹，指出，“这种劳动英雄在农业、工业、军事文化以及运输各部门都有，一共有180名”。还详细介绍了农民劳动英雄李来增、铁工劳动英雄李之华、火夫劳动英雄董又兴、战斗员劳动英雄李伟、妇女劳动英雄郭凤英等人的情况。对于人民军队参加生产，福尔曼则表示“这或者是八路军独有的特色”。他对八路军开垦荒地的亩数、各类谷物的收成、合作社的生产、工人的报酬等都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指出因为部队生产加强了、人民负担减轻了、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边区和根据地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乐园”，“人人都工作，人人都喜欢工作”。福尔曼表示他从采访中听到了希望的声音：“我相信我是听到自信了。”

人民相比过去“吃得饱”“有自由”“受保护”

兵民是胜利之本。福尔曼对于当时华北和华中有220万民兵感到好奇，通过采访民兵文襄雄，深刻理解了广大人民为什么自愿地、高兴地与八路军“精诚合作”——因为他们相比过去“吃得饱”“有自由”“受保护”。福尔曼曾实地观察过八路军奇袭汾阳大营盘电灯公司、火烧汾阳火车站的战斗，他发现广大民兵是“八路军的眼睛和耳朵”，不分白天黑夜密切配合八路军作战。当看到约50名敌伪俘虏被押出战场，勇士们扛回步枪、机枪、战刀、大衣等战利品，边区老百姓提篮抬筐送来鸡蛋、肉、瓜果慰劳八路军时，福尔曼抑制不住兴奋地说，“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在随后召开的祝捷大会上，他又作了长篇讲话，用事实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等谣言。

“中国的发展不会沿苏俄的同一方向进行”

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但毛泽东基于当时中国条件告诉福尔曼：“我们不是求达到苏俄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在经济方面，为团结最广大人民共同抗日，毛泽东不主张“像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而采用“代以修改的政策——劝告地主减租达到合理的数字”，并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发展；在政治方面，毛泽东提出并推行民主政治，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周恩来在接受福尔曼采访时明确表示，我们最终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的社会集体主义”，但“中国的发展不会沿苏俄的同一方向进行，它将有着各个阶段”，并从生产方式、企业发展、减租减息、民主选举以及争取国际和平与合作多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福尔曼在采访和实地考察时发现，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但又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于苏联的共产主义实现方式，将中国最广大的民心紧紧凝聚在了党的旗帜之下。（王鹏程）（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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