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初秋。1927年，赣南的初秋。

莽莽群山间，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穿行在山谷小道。疲惫，饥饿，疟疾，痢疾，还有带血的伤口，无休止地折磨着这支队伍。然而，最让人痛苦的还不是这些。几乎让人绝望的情绪正在不断蔓延，队伍里的人越来越少。

就在两个多月前的8月1日，这支队伍在南昌城头打响了震惊中外的“第一枪”。

此后仅两个多月时间，在国民党新军阀的重兵追击下，这支原本包括享有赫赫威名的“铁军”在内的起义军，从2万多人只剩下现在的2000多人。

起义军撤离南昌后，沿抚河南下，一路上遭遇国民党新军阀的疯狂围追堵截。最终，部队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受重创，指挥机构被迫解散。在粤赣交界处的三河坝，起义军付出巨大牺牲，朱德率领部分官兵突出重围。

此时的2000多人里，主要是由朱德带领突围的官兵，再加上在潮汕被打散后归建的200多人。眼下这种境况，是他们在两个多月前绝没有想到的。绝境之下，几乎每个人心里都盘旋着同样的问题：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这一支孤军，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应当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

一、天心河边，大榕树下

天心河是一条跨度只有20米左右的小河，位于江西省安远县的天心圩镇。这是一个相对偏僻的小镇，地方反动势力相对薄弱，国民党军也不容易马上追过来。起义军到达这里后，终于有了喘口气的机会。

清澈的河水，可以暂时洗去身上的尘垢与疲惫，但无法消除内心的迷茫。河滩上坐满了人，大家躺着、坐着，三三两两地谈论着什么。此时，作为队伍的最高指挥官——朱德来到了河边，跟在他后面的还有陈毅和王尔琢。在河边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下，朱德把官兵召集起来。

朱德穿着一身灰布军衣，背着一顶斗笠，脚上是一双已经破得不成样子的草鞋。他消瘦的脸上，胡子很长，但眼神里依然透着一贯的和蔼。“同志们！你们的师长团长，我派他们去执行任务去了，现在有些问题要跟大家讲一讲。”接着，他把声音压低了一些，严肃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说到这里，朱德略略停了一停，眼睛缓慢地向大家扫视了一下。大家都垂着头，谁也没有说话。河坝子里静悄悄的，风吹竹林刷刷作响。河水从官兵身旁缓缓流过，仿佛也在思考这些掷地有声的话，等待他还会讲些什么。朱德又把声音提高了点，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官兵当中或许并没多少人知道“俄国的1917”，但他们从朱德坚定而恳切的话语中，听懂了他的意思，那就是要相信革命的前途，保存力量、继续革命。随后，陈毅也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是，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就困难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对于一支遭遇重大失利的部队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比信心更重要。信心来自哪里？来自信念。当时在大榕树下坐着的官兵中，有粟裕、杨至成等众多后来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起朱德同志当年这次讲话，他们都不由得感慨万千。杨至成上将说：“朱德同志的讲话，既平易，又简单，却讲出了很深的革命道理。在这革命失败后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他的讲话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使我们看见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增强了我们的革命信念。我们觉得心里开朗多了。”

大榕树下的这次大会，史称“天心圩整顿”大会。一次大会当然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但军心暂时得到了稳定。部队按照此前作出的“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继续于莽莽群山间，向西开进。

二、粤赣边境，大庾县城

西进的队伍，沿着山路经江西省信丰县，于10月底抵达江西省大庾县（今大余县）。

这一路，面对严峻形势和艰难处境，离开的人依然在不断增加。陈毅回忆：“到了大庾，2000多人只剩下900多人。但这900多人却是最纯洁的、最坚强的战士。到大庾后，就没有人逃跑了。”

此时，国民党新军阀各派系斗争日趋复杂，爆发了粤系、桂系和湘系军阀的混战。而起义部队到达的大庾县，正位于粤赣边界。国民党军已无精力对起义部队进行围追堵截。朱德、陈毅利用这个难得的空隙，对起义部队进行了一次整编，史称“大庾整编”。

之所以在这里对部队进行整编，除了暂时摆脱了军事威胁，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部队内部。当时，队伍虽然有党的组织，但是组织并不健全。部队还是起义时的编制，来自不同军、师、团的官兵混合在一起，“有时传令兵只好拿着命令站到岔路口，看到个排长，把命令给他看看，看到个班长，也给他看看”。与此同时，因为起义部队的基础毕竟是旧军队，官兵中存在着很多旧军队的恶习，有的官兵的军阀作风严重。这种情况，在越来越艰难的处境中，暴露得更加明显。部队从天心圩到大庾时，在途经的信丰县城就发生了极为恶劣的违纪情况。

据粟裕回忆，“当部队进入信丰城的时候，破坏纪律的行为就更严重地暴露出来了。这座县城里，有商店、酒楼、当铺和钱庄。部队刚一进城，少数坏家伙钻进酒楼饭馆里去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朱德、陈毅了解后，把部队带至距信丰县城10多公里的一个山坳里，召开全体军人大会，整顿部队纪律，当场查明带头肇事的3名抢劫主犯后立即执行枪决。

部队在大庾进行整编，正是要解决一路上暴露出来的违纪行为和编制混乱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两个，一是整顿党、团组织；二是调整编制。朱德、陈毅、王尔琢决定将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下辖7个步兵连、1个重机关枪连、1个迫击炮连。为了隐蔽，部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同时，部队开始整顿党组织，建立党支部，将一部分党员、团员分配到各连队。

事实证明，这两项举措极为关键。它让党组织在基层的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在编制上更加精干，行动更加统一，指挥起来也更加顺畅。大庾整编让这支情绪低沉、组织涣散的队伍，精神面貌得到了明显改观。时任步兵第5连政治指导员的粟裕回忆：“人们不再是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

三、粤赣湘三省交界处，崇义县上堡镇

经过大庾整编后，起义部队继续执行西进湘南的决策。

10月27日，朱德、陈毅决定派一部经崇义聂都、上堡前往湖南桂东县，寻找当地的工农革命军。结果，这一部到达桂东后，发现当地的工农革命军已经失败，而且在途中与敌相遇，死伤过半，余部溃散。

11月3日，朱德、陈毅率剩余部队从大庾县出发，7日抵达崇义县古亭。此时，他们才得知桂东失败的消息。朱德、陈毅等果断决定部队暂留驻崇义，休整训练，徐图出路。这次休整训练，史称“上堡整训”。

朱德回忆：“南昌起义留下来的这支队伍，真正开始新的整训还是在上堡。我们从南昌起义后，经过三个月的行军和作战，直至转到上堡后，才算稳住了脚。我们利用这一时机进行了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经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

在上堡的20多天里，起义部队还在当地打了土豪，赶跑了盘踞当地多年的土匪，并将新的战术运用到打土匪当中。经过这次整训，部队更加团结统一，纪律得到加强，军事素质也得到明显提升。尤为重要的是，部队在这里有了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并在打击土匪的斗争中尝试了游击战。

在上堡整训期间，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10月中旬，为开辟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兵分两路沿湘赣边界游击，并亲率团部和第3营等，经湖南酃县十都、水口游击至江西遂川县。23日清晨，部队在遂川突遭敌袭击。因人地生疏，仓促应战，前卫第3营同团部失去联系，向南进到上犹与桂东交界地区。11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来到崇义上堡后，得知第3营在附近，就将他们接至上堡，一起参加了上堡整训。朱德、陈毅由此得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他们当即决定，委派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前往寻找联络。

毛泽覃在南昌起义时，任起义军第11军第25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起义军南撤时，他一路跟随主力部队战斗到潮汕地区，主力被打散后与朱德率领的突围部队会合。此时，他正率200余人驻防崇义县古亭镇，开展整训。毛泽覃受命后，经湖南资兴到茶陵，见到了毛泽东。

上堡整训连同此前的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史称“赣南三整”。对这支从南昌一路走来、数经生死考验的部队来说，“赣南三整”无疑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南昌起义的宝贵火种，在绝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因此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从上堡出发，他们的前方是振奋人心的湘南起义大捷，是辉耀史册的井冈山会师……(栗振宇)(中国军网)

信息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