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国责任论”本末倒置（回应“中国经济责任论”）
——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
中国的高储蓄率具有典型的转轨经济特征
记者：在最近西方一些国家政要和学者抛出的“中国经济责任论”中，“储蓄国责任论”是重要一环。剖析这一论调，恐怕要从中国等国家的高储蓄率讲起。请问是什么原因形成了中国的高储蓄率？
张健华：从近年来国民储蓄率的波动趋势看，储蓄率较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产油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产油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其特殊的自然禀赋决定的，而中国等东亚国家的高储蓄则是由多重原因形成。比如东亚国家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崇尚节俭、反对奢华的传统，而且东亚国家家庭结构紧密，承担着养老抚幼等大量社会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1997年以后东亚国家储蓄率和外汇储备的上升还与对掠夺性投机的被动防范有关。十余年来，东亚国家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增加国际储备和国内储蓄，意在提高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除上述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相似的因素外，中国的高储蓄率还具有典型的转轨经济特征。一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显著提高了居民储蓄倾向；二是企业盈利能力的周期性增长和企业利润分配机制不健全导致大部分企业利润转化为企业储蓄，这是2002年以来企业储蓄率大幅上升，进而推动国民储蓄率大幅上升的重要原因；三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大幅提高了国民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民储蓄率。这些特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都会逐步发生调整。
中国现阶段的高储蓄有其合理性，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记者：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发展理论，在经济起飞前与起飞中，要素供应特别是低廉的资金和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循环的关键。而本国储蓄是资本形成的两大来源之一。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的高储蓄是否具有合理性？
张健华：就现阶段而言，中国的高储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都经历过高储蓄阶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也是日本工业化阶段，此间日本储蓄率基本保持在30%以上的高位，直到工业化完成后储蓄率才逐渐下降。韩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样经历了高储蓄阶段，其间储蓄率一度接近40%的高位，而此时也正是韩国完成工业化、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历史时期。
中国的高储蓄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满足了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所需的大量投资需求，为资本存量的快速积累提供了资金，同时避免了过于依赖海外融资渠道产生的波动性。当然，储蓄率也不是越高越好。过高的储蓄会导致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我们不刻意追求高储蓄率，但是要利用当前储蓄较充足的有利条件，加快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否则就会错过重要的历史机遇。随着中国人口结构日渐老龄化，中国储蓄率可能会随之下降。有国内学者预测，2015—2025年，中国国民储蓄率将下降12个百分点左右。可见，能留给我们的宽松期并不是太长。
将欧美国家出现的危机归咎于中国高储蓄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记者：按照所谓的“储蓄国责任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过度储蓄，并将这些储蓄以较低的利率借贷给美国等低储蓄国家，而资金的易得性又鼓励这些国家消费者过度消费和投资者购买高风险资产，由此吹大经济泡沫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不仅如此，危机过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高储蓄国家储蓄率居高不下。根据这种逻辑，中国等高储蓄国家不仅要承担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还要承担降低储蓄率以拯救世界经济的责任。
张健华：这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荒唐逻辑！
金融危机与美国低储蓄率的确存在一定联系，但这不能归咎于中国的高储蓄。因为中国的高储蓄与美国低储蓄没有必然联系。仅从储蓄率波动的时间分布来看，美国个人储蓄率的下降与中国储蓄率的上升在时间上并不吻合，说明两者之间并无显著因果关系。美国高消费的习惯早在中国储蓄率上升之前就已形成。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个人储蓄率就曾降到零以下，1933年甚至降至负1.5%的历史低点。美国新一轮个人储蓄率下降从1984年就开始了，到1999年就已降至2％左右的水平，并维持了6年之久。而东亚国家储蓄率的提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储蓄率的大幅上升更是在2002年之后才开始的。
欧美国家储蓄率之所以低，除具有较完善的社保体系外，最根本的还在其国内存在的结构问题、“过度乐观”的情绪以及失误的经济政策。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希腊等欧元区国家经济存在的结构性弊端，福利水平畸高，产业竞争力下降，财政纪律松弛。而这些问题显然都是根源于其自身问题，归咎于别国储蓄率的做法是不公平也是没有道理的。
实际上，欧美国家还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高储蓄的受益者。欧美国家自身储蓄不足，难以满足本国投资需要，如果没有外部资金的支持，经济发展将难以持续。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部分储蓄借贷给欧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它们储蓄的不足，保证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连美国政要和学者自身也不得不承认，“过去10年美国的繁荣离不开中国”。
欧美一些国家出现的问题，责任不在储蓄本身，而在于这些国家如何对待借来的储蓄资金。大量国外储蓄资金原本也为欧美国家转变发展模式、实施经济结构调整、提高产业竞争力、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强化财政纪律等赢得了时间，但这些国家却没有把握机会及时进行改革和政策调整，而是用借来的钱维持并强化原有发展模式，继续超前过度消费、扩大公共开支、吹大资产泡沫。西方国家在危机之后不自我反省政策存在的失误，反而倒打一耙，怪“中国为什么借钱给我”。这只能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应从互利共赢的角度客观看待储蓄问题
记者：西方国家不时拿中国的储蓄率说事，其深层用意无非是转移视线、推卸责任、缓解压力、掩盖矛盾，在谋求本国更大利益的同时牵制中国发展。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客观地看待储蓄问题？
张健华：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储蓄大国的责任。实际上，中国一直都在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国不仅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本轮金融危机期间，采取负责任的汇率政策，不实行竞争性贬值，主要依靠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而且能正视国内经济结构存在的一些问题，着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私人消费大幅增长，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由2003年的35.8%上升到2009年的53.1%，对推动全球经济平衡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今世界共生共荣，主要经济体有必要从互利共赢的角度客观看待储蓄问题，就其形成原因、影响及调整进行充分讨论，凝聚共识，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中国需要继续推进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和教育体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把握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趋势，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等等。同时，通过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市场，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引导储蓄的合理流向和有效运用。
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更应认真反思，拿出实际行动，切实解决其内部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转变过度依赖借贷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严格财政纪律的同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记者田俊荣）
美国专家：中国高储蓄率不是国际金融危机起因
中国高储蓄率不是危机起因
——访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项目主任达杜什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际经济项目主任尤里·达杜什日前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欧洲金融体系和监管方面的缺陷，中国高储蓄率不是危机的起因。
他强调，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肇始于美国。中国的努力使其在避免危机变得更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法国籍的尤里·达杜什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世界银行经济政策部主任和国际贸易部主任，并多次主持撰写世界银行国际经济报告。
“我不同意有人将中国‘过度储蓄’作为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事情很可能恰恰相反，中国的储蓄有助于世界经济在经历不可持续的繁荣期之后避免出现更大崩溃。”在谈及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时，达杜什表示，国际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它的经济总量比中国大得多。危机的起因除了过度消费和不顾风险外，还在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和不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国际金融危机来自于金融和监管方面的缺陷，这是问题的核心，而不是来自于出口或者储蓄过多。实际上，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是经济发展和繁荣的一个重要模式。
达杜什表示注意到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他认为：“当其他国家需求都在下降之时，中国强有力地扩大内需，使得中国在避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变得更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采取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包括增加公共投资、扩大银行信贷等，很快见效，使中国经济率先实现复苏。”
对于所谓“中国经济责任论”等说法，达杜什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同样，一个稳定、不断增长和可持续的世界经济符合中国利益。应该看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有着自己的关切重点。中国必须致力于发展经济，不断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考虑别人的关切，这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平衡要求。（华盛顿
延伸阅读：
不负责任的“中国经济责任论”
人民日报 国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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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航船正驶出风暴区，希望之光已经显现。
令人不解的是，为避免航船倾覆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再次成为一些国家的政客和媒体责难的对象和种种“责任”的承担者。甚至一些好不容易开始研究“中国做对了什么”的人，又回到寻觅“中国做错了什么”的老路。
“中国人储蓄太多，以低利率借钱给美国，导致美国一个历史性的消费狂潮和房地产泡沫”；
“人民币被严重低估，至少应该升值40％”；
“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将赋予中国操控美国国内和外交决策的工具”；
“中国将吞噬全球能源”；
“中国破坏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最大障碍”；
“中国不调整，世界经济将无法解决失衡”；
……
凡此种种，世界经济中的任何问题似乎都因中国而起，世界经济形势能否好转也取决于中国的政策措施，中国不仅要承担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还应承担拯救世界经济的责任。
“中国经济责任论”正在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新的话语环境。
2
“汇率责任”、“顺差国责任”、“债权国责任”、“储蓄国责任”、“能源消费大国责任”、“二氧化碳排放大国责任”……
“中国经济责任论”俨然一个“严密”的体系，大有把中国搞成“责任”代名词的势头。
细究起来，上述“责任”并非新论。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中国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稳定人民币汇率，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作出积极贡献。中国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继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促进了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的变化，它是全球化背景下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的结果。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致力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括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贸易向着平衡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事实上，人们需要担心的是“债务国责任”，而不是本末倒置的“债权国责任”。中国有理由关心自己在国外资产的安全，要求相关债务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
世界上有些国家负债累累，总是靠超前消费过日子，出了问题破了产，反倒要责怪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人。“败家子责难老实人”，中国网民的评论一针见血。
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世界上仍处于较低水平。尽管如此，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将下降40%—45%，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也将达到15%左右。
在关乎世界经济前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国早已明确阐述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以负责任的行动对不负责任的“中国经济责任论”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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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前沿。
“中国不但代表着未来，已经开始代表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这句话很有代表性。
对中国的“热捧”持续升温，嫉妒、疑虑、恐惧掺杂其间。遭受危机重创后，一些人的优越感一落千丈。看到中国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和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潜力，这些人心理更加失衡，对中国“不负责任”的指责变本加厉。
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世界经济在寻求新的增长方式和治理结构。正在推进的改革触动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一些国家的神经。
对那些习惯了大手大脚花钱、现在必须过紧日子的人来说，痛苦是无法回避的。民意变得脆弱起来，一些政客开始忙着寻找“替罪羊”来转移视线。
“中国经济责任论”的制造者还有着更深层的考虑：迫使中国适应其调整过程、遵循其制定的标准、承担更大的责任，从而确保他们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只要中国没有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和标准行事，就会被扣上“不负责任”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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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经济中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中国，把解决各种矛盾的责任都强加于中国，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公正的。
“中国经济责任论”掩盖了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危机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以及一些国家不负责任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是按照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志和需要建立起来的，这一体系正经历时代变迁。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历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上迈出了步伐，但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治理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世界）的问题。”美国前财长约翰·康纳利上世纪70年代的这句“至理名言”，再直白不过地道出美元霸权给世界带来的危害。美国滥用美元霸权地位，客观上促成了美国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加上危机前放任过度消费、过度负债的财政金融政策以及过分宽松的监管政策，国际金融危机从华尔街向世界蔓延。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和系统性、结构性风险尚未解除。让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更趋公正，让世界经济发展更加平衡，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担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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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责任论”反映了近年来对中国实力高估的一种倾向。
从外部看中国，各国民众往往是基于自己的体验，但这种体验是有局限性的。比如，当他们看到超级市场里越来越多的中国货，看到媒体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或是当他们有机会来中国旅游，看到大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高速公路连接成网，他们当然会对中国产生一种惊羡的感觉。美国的一些民意调查表明，不少美国人误以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国外一些研究机构对中国的研究建立在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下的计量统计和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缺少深入调研，往往脱离中国的实际。
这些对中国的观察都是浅表式的，它们只看到了中国过去30年的变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快，却忽视了中国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无法用数字来表述的。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和资源约束矛盾突出，社会就业压力很大，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未脱贫。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在没有解决好这些问题之前，中国只能量力而行，不可能去承担那些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种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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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一项研究表明，中国产品一年就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1000亿美元的开支。
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创造了机会，也有力地推动了全球进步，美国等发达国家获益良多。如果一面享受着中国发展的红利，一面又质疑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没有把13亿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当回事。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气候问题学者吉姆·沃特森认为，欧美强国很希望在这个世纪借助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在环保科技上的发达程度来领导世界，因此对于中国，这些国家总希望以一个批评者的姿态出现。
在能源、资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通过所谓的计算来抱怨中国使用能源太多，无视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远低于西方的事实，无视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努力，实际上反映出了一些人长期以来的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优越感，反映出其内心深藏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只有尊重中国的发展权，才能对中国的经济责任做出合理公平的判断，才能理解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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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世界各国一样，中国经济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将中国简单地描绘为危机的“最大赢家”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外部需求收缩，一度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明显下降，经济增速回落，企业效益下滑，社会就业压力增大。中国政府及时出台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中国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回升向好。
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率先复苏，同时妥善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着力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追求进出口基本平衡的外贸战略，立足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中国正在努力从“世界工厂”转化为“世界市场”，为世界创造外需，有力支撑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均衡增长。
中国没有抱怨别人，没有转嫁危机，更没有高筑贸易壁垒。中国负重前行，与世界各国一道应对危机，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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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面镜子，人类总是在反思中寻求进步。
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改革调整中，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更应认真反思，拿出实际行动，做出表率。从长远看，任何推卸责任的做法都只能是损人不利己。而转嫁矛盾，打小算盘，更是短视的，只会加重危机。
目前，世界经济正在逐步复苏，但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要走出困境，迫切需要继续加强合作。
世界各国靠同舟共济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风暴区，现在同样要靠同舟共济去推动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发展。
回应“中国经济责任论”
人民日报：警惕“中国经济责任论”
——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
记者 龚 雯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及时果断地采取一系列应对危机冲击、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成效积极显著，亮丽的“中国答卷”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和赞扬。但是，与此同时，个别发达国家散布“中国经济责任论”，将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归咎于中国，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任何问题都因中国而起”，要求中国承担起世界经济失衡和“拯救全球经济”的责任。从今天起，本网将连续推出一组独家访谈，约请专家学者针对“中国经济责任论”等分别予以回应和批驳，立足事实，析事明理，解惑释疑，以正视听。欢迎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探讨。
“中国经济责任论”是“中国经济威胁论”的翻版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们注意到，部分发达国家舆论在称赞中国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大加渲染“中国经济责任论”，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力量，当前世界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与中国有关，中国不仅应承担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还应承担“拯救世界经济”的责任。对这股论调，您怎么看？
霍建国：据我了解，所谓“中国经济责任论”大致有以下几个特征：
——是“中国经济威胁论”的翻版。长久以来,由于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西方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当中国经济遇到困难时，我们听到了“中国崩溃论”；当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就时，又冒出了“中国威胁论”。此次西方通过制造“中国经济责任论”否认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又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视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主因，甚至将全球资源供应紧张都归为中国因素。这其实是与“中国经济威胁论”相互唱和。
——对中国的指责花样翻新并趋于长期化。西方主要国家除反复热炒人民币汇率问题外，最近又抛出所谓“顺差国责任”、“债权国责任”、“储蓄国责任”、“能源消费大国责任”、“碳排放大国责任”等论调，并试图借助各种炒作，形成对中国不利的长期舆论氛围，给国际社会以“世界经济中的任何问题都因中国而起、世界经济形势能否好转取决于中国采取的措施”等印象。
——拉拢诱使发展中国家共同对华施压。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普遍好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的份额逐步扩大。西方利用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存在竞争的一面，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扩大化，推动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华施压，企图使中国在国际经济中陷入被动局面，从而干扰中国自主发展的方向。
将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归咎于中国是不公平也是没有道理的
记者：“中国经济责任论”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将中国描绘成世界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指责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上“不作为”，这岂不是很荒谬？
霍建国：中国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之一。众所周知，本轮金融危机的起因是美国华尔街金融界的贪婪和监管失控，是过量的金融衍生品和投资银行在全球大肆操纵市场炒作期货获取高额利润的结果。其制度上的原因则是美国金融管理机构监管不到位和美国政府长期操纵美元，致使全球资产泡沫加剧。而世界经济衰退和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协调机构功能的缺失。
我认为全球经济的真正失衡体现在南北发展的失衡，是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产脱离产业资本疯狂炒作而酿成的全球资产利润分配不均的失衡。将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归咎于中国是不公平也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十分荒谬。
中国实实在在地对世界负责任，在危机中的贡献毋庸置疑
记者：您个人如何评价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对迎战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所尽的努力？
霍建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受到世界普遍认同，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文化理念正被广泛接受。事实上，从“责任”看，中国多年来的行为恰恰表明，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直都在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地区经济复苏和抵御危机向全球蔓延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那场危机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以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迅速参与了包括G20在内的国际多边协调，对内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增长、扩内需，在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在2009年全球货物贸易额下降23%、美国进口下降26%的情况下，中国进口降幅仅为11%。今年以来，中国进口维持40%的增幅，外贸顺差持续下降，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中国在危机中的贡献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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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强调的是，美元作为全球资产的主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多年来尤其是在过去10年里，持续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依赖美元货币的优势不断增发美元，弥补了美国长期的双赤字财政，也导致了全球资产市场严重的价格泡沫，并造成全球经济发展失衡。而美欧等发达国家却肆意夸大人民币汇率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作用。
自2008年起，为应对金融危机，人民币汇率采取了事实上盯住美元的策略，这是中国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举措，而中国经济率先回升对世界经济复苏又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此举与一些国家在危机中竞相贬值以获取自身竞争优势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今年6月，中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改革，放宽了人民币的波动幅度，使汇率更能反映市场供求变化，受到多数国家赞赏，这是中国对世界负责任的又一表现。
在环境治理及全球碳减排方面，中国也作出了不懈努力。
主要发达国家渲染“中国经济责任论”的深层用意是转移国际视线、抑制中国发展
记者：在国际权力重心加速扩散的大背景下，您觉得西方国家渲染并炒作“中国经济责任论”的真实、深层用意是什么？
霍建国：主要发达国家大肆渲染“中国经济责任论”，首先，是转移国际视线。目前，在全球经济艰难复苏、矛盾日益加剧、大国博弈趋于激烈的时候，西方国家再次祭出“责任论”大旗，甚至说什么“中国是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无疑是想转移国际社会视线，掩盖、模糊危机的真正原因，推卸责任。而中国因为经济总量大、外向型经济发展速度快，且在体制、价值理念上与西方不同，自然成为西方转嫁责任的首要靶子。
其次，渲染“中国经济责任论”意在促使中国按西方意图进行政策调整。危机中，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遭到重创，2009年其经济增长率为负0.6%。而主要发展中国家却保持了较高增速，中国实现了9.1%的高增长。对此，西方滋生了严重的不平衡心理。主要发达经济体纷纷重新审视其经济发展理念及金融在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更加注重出口对经济复苏和就业的拉动作用。美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不假思索地抛出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同时又置中国经济的承受力于不顾，频频施压，急于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以实现美国扩大对华出口的目的。美国的做法像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吗？此举只能说明西方的冷战思维仍在作怪，企图维持世界经济原有的“中心—外围”结构，发号施令迫使中国适应其调整思路，以期继续坐拥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三是要求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承担更大责任。早在2006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中美经贸关系评估报告中就提出中国要承担更多责任，甚至承担包括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以外的更多义务。同年10月，欧委会公布的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认为中欧间“成熟的”伙伴关系正向“更紧密的伙伴”过渡，由侧重双方共同的利益和挑战转而强调双方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欧美对华政策策略的变化，说明中国的崛起备受世界关注，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不凡的经济答卷放大了西方国家与中国在世界经济比重此消彼长的格局。2001年，中国的GDP不到美国1/10，而2009年中国GDP已达美国的1/3强。在牵制中国的种种手段难以奏效的情况下，西方以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较大和在危机中经济复苏最快等为由，试图迫使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更多责任，以及在能源开发、气候变化、海外投资等方面按西方标准行事。
四是出于抑制中国发展的战略考虑。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差异，始终是西方的心病，是产生分歧的重要因素。伴随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壮大，西方不平衡心理会愈加突显，渲染中国对世界经济负有责任的论调将会以各种面目不断出现。
中国绝不受外界噪音影响而去承担超出自身能力、有损自身重大利益的责任
记者：有人说，“中国经济责任论”将成为后危机时代西方“规范”中国发展道路、制衡中国崛起进程的常态化舆论工具。您认为是这样吗？我们应当怎样面对？
霍建国：是的，“责任论”可能呈现长期化、常态化趋势。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经济责任论”不啻对中国的一种变相“捧杀”，值得警惕。中国绝不受外界噪音的影响而去承担超出自身能力、有损自身重大利益的责任。
实际上，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且在发展之路上仍布满着艰难，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既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也具有大国的特征。所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盼与中国的自我定位常出现错位。现有国际体系中的发达大国通常更加突出中国的大国地位，一方面眼红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把握住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西方对协调解决众多涉及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问题已力不从心，希望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
这里，我要问一句：主要发达国家渲染的“中国经济责任论”是要求中国向谁负责？是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负责呢，还是要向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负责？是希望中国对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负责呢，还是要求中国对建立以美国为首的操纵世界经济规则的行为负责？
我想，中国首要的是对本国人民负责，对国家利益负责，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是对世界经济、对世界人民最大的负责。在此基础上，我们可按照自身的承受能力考虑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积极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倡导通过相互合作创造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模式，为世界经济的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