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到2003年，我把它看成是我们农村改革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改革所做的主要工作叫减弱控制，就是“放权”，大家知道主要是产品市场的控制程度大大降低，把农民的生产经营基本上放活了，减弱控制的效率是非常大的。这儿有一个叫“自留地”化的效果，在中国农村为什么当时养活我们七亿人还非常困难，现在养活我们13亿人还问题不大，减弱控制的效果它的原因仅仅是由于一个改变体制就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还有一个效果是短缺的问题，不仅是粮食的短缺，还有工业的短缺，就是邓小平讲的乡镇企业的崛起补充了我们国有企业低效率在工业方面的不足。这个时期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说要素市场没有形成。我们主要是把产品市场放开，农村的产权解决的不怎么好，当然这个意见有分歧，法学家不这么看。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有很大问题。
劳动力的流动问题，虽然中国农民不畏困难，由农村到城市，我们相比印度，印度的官员曾经对我们讲，印度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民主”，一个是“自由”，但是印度农村没有地的农民到城里头大约是两百万，中国是多少，现在是的说法是1亿3千万，印度说中国不自由，但是你看我们农民进城那么多。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体制问题解决得好，我们劳动力市场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再少一点的话，情况可能有更多的不同。我们现在看农村，有很多问题，特别是收入差距的问题，主要的原因还是要素市场的问题。在这儿包括很多学者有误会，认为农民收入低，我了解的情况是，农民单位时间收入比城市的低端就业者的单位时间收入还要高。城市打工者每天的工资30块最多50块，农村一个单位时间收入可以达到100块钱，在我的家乡陕北都有这样一个情况。这样一比的话，收入要素差距不是真正的劳动报酬的差距，其实是单位收入比较高。因为劳动力市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形成很大的阻力，但是这点我们过去总是忽视。
这个改革总的来讲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要素市场是没有形成的，或者说要素市场的情况不好，没有达到我们改革预期的目标。2004年到现在有一个改革思路的重大调整，就是要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的工作。我自己的思考是这样，它象征性的意义要把它的农民所得到的实惠更重要。我们减少了税收大约是700-800亿，差不多是每一个农村人口少收了七、八十块钱，减了以后，大约给农民的各种补贴加起来差不多1千个亿，也就是说差不多给了农民一百块钱，一少一多加起来差不多两百块钱，意义不是太大。有人说西部农民和东部农民不一样，但是你要知道西部农民的税比本来就交得少，东部农民减了税免了税相比他的收入基数来讲的话重要性也不是太高。政治上的意义有两个，一个减弱了社会冲突，农业税的存在是农村发生社会冲突的非常重要的压力，还形成地方政府支农的政治压力。过去我们都知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博弈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是不愿意给农村投入的，在现在新的环境之下，政治压力之下，地方政府的行为的确有很大的改变。
第二阶段的改革我觉得很大的问题，还是第一阶段改革中的问题没有解决。你看，第一个是收入分配政策遇到“天花板”，比如说现在中央大约给农村的总投入是4千亿，给农民的直接投入大概是1千亿，大家可以算一下差不多给一个农民的最高限额是多少。7亿农民和我们那样一个财政补助相比的话，天花板是很低的。我曾经访问过一个英国农场，一年欧盟给它补了六万英镑，我们一个农民能补多少，我们再有多的话能不能补上去。所以我觉得“天花板”的确比较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忽视却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农业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农民有效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少，有人说农业产业化会如何如何，我的感觉是进一步减少了农民的劳动时间，然后让农民出去做其他事情，是依靠这个办法来增加农民收入。
国民收入分配当中，我们讲第一次分配，就是生产里面的分配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我们讲的规模问题，农业生产的规模使农民收入非常低，我们特别讲到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农民的收入比较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前面有个说法，其实我自己有个调查，一个农民工在城市一周可以工作80小时，80小时一周实际上获得的收入大约是两三百块钱，一个工作日大约是十块左右，你可以想象一下，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问题，这个问题还是相当突出的。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期，我自己的调查发现增加在农民的公共品导致的后果就是在有些地方发生了过度供给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我们农村的公共品供给的问题，自古以来农民也有一个自给自足的问题，其实在公共品这个问题上，也有自给自足的一个做法，只是这个自给自足需要小范围的合作。在我们这个体制之下，把农民的合作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农民靠自给自足不能好好解决公共品供给的问题，所以很小的事情都需要政府投入。我的家乡有由政府出钱给每个村配一个打扫卫生的。我们在美国看到美国农民居民点到主干公路可以是土路，而我们是
改革今后要怎么做呢？大家知道连续发了四个中央一号文件，现在到底要谈什么问题呢？我们想谈统筹城乡发展问题，谈城市化问题，结果谈的是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好在今年初虽然一号文件出来了，实际上做的工作是抓城乡统筹发展，十七大报告讲的内容也是讲城镇化，把统筹城乡发展当成一个以后要做的主要工作。这个统筹城乡发展要做的一些事情，我想可能是有利于解决我们说的第一个阶段没有做好的许多工作。促进农民要素市场的形成，统筹城乡发展怎么形成，农民进城之后要安下来，怎么能住下来呢？如果没有把农民的土地资产宅基地盘活，使他们变成要素商品，农民在城里很难住下来。所以我想城乡统筹可能有利于解决第一阶段没有解决的问题。我想以后中国农村改革新的阶段恐怕要采取更加积极的城市化政策。上午樊纲教授讲得不多，但是我想他讲的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意思。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信息来源：“中国改革步入30年”国际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