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中国人民经过多年浴血奋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在当年那场战争中，尚处于农业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抗击的是高度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强国。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组织和领导下，中华民族四亿五千万同胞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形成了强大的人民战争的伟力，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殊死搏斗，并最终取得胜利。每当重温那段历史，我们都会由衷地感到：人民战争的伟大创举，造就了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
人民战争的伟大创举来自全民族的广泛参与
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它与历次反侵略战争的最大区别在于，首次实现了全民族的广泛参与，形成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创举。
自鸦片战争起，几代中国人曾前仆后继地抗击外敌入侵，但却始终摆脱不了屡战屡败的恶性循环。其中，落后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固然限制了中国抵御外侮的能力，但更致命的原因是中国始终不能发动全民族的力量去与外敌抗争。综观中国近代历史，列强哪一次不是以区区数万人的兵力就将庞大的中国踩在脚下？中国又有哪一次聚集过全民族的力量去抵抗外来侵略？即便是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甲午战争，中国也不过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尽管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华的野心已经暴露，但中国仍处于内战频发之中；尽管许多中国人意识到，贫弱的中国要想战胜日本侵略者，非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不能成功，但却找不到停止内战、克服分裂的办法。在这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摆在首要地位，率先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广泛团结一切爱国的阶级和阶层，并以博大的胸襟将“西安事变”的危机变为转机，从而解开了国共十年血战结下的“死结”，促成了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依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实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举国奋起，拥有了开展人民战争的无尽力量。毛泽东同志曾就此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308页）正是依靠全民族的抗战，抗日战争才取得最后的胜利。
人民战争的伟大创举来自高瞻远瞩的战争指导
人民战争的基础在于广大民众的参与，但仅此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还要有一个符合国情的战争指导。在近代抵御外来侵略的历次战争中，中国人的牺牲精神惊天地、泣鬼神，但收获的却是一次次的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战争指导，以至于帝国主义列强无须付出大的代价，就可轻易实现速战速决的图谋。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中国共产党认真汲取历史教训，系统总结自己从事武装斗争的经验，明确提出：中国抗战不仅要坚持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而且必须自觉贯彻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此，毛泽东同志针对战争指导上的消极倾向和速胜主张，专门撰写了堪称抗战纲领的《论持久战》，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同上，第306页）毛泽东同志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的优劣短长，系统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如何实施持久战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并以极富前瞻的战略眼光，勾画出持久抗战发展演变的三大阶段。这些符合中国国情、充满理性光辉的持久战思想，化解了抗战问题上的茫然和困惑，统一了全国军民的思想，为中国抗战找到了一条扬长避短、持久胜敌的正确道路。
为了发挥人民战争的伟力，将战争引向持久战的方向，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以超常的胆略，展开决定战争全局的谋篇造势行动。中国共产党深知，装备先进的日军企图按自己擅长的方式，通过大兵团的正面较量迅速打败中国。若按这种常规的战争方式，仅在正面与日军作战，中国将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持久抗战和人民战争也都无从谈起。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想取得抗战胜利，就必须发挥中国的地理优势，创造广阔的战场空间，形成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战争格局。为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反其道而行之，趁日军主力专注于正面进攻之机，以“敌进我进”的反向进攻深入敌后，在日军后方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是抗日战争的伟大创举，是人民战争思想的创造性运用，也是决定抗战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步。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同时并存和相互支持，打开了展现人民战争威力的广阔空间，构成了有利于中国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面对这种始料不及的战争格局，狂妄的日军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进攻，而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人民战争的伟大创举来自不断创新的战略战术
人民战争的伟大创举，不仅需要正确的宏观战争指导，也需要与之匹配的一整套独具特色的战略战术。抗战爆发后，相当多的中国军队和民众，崇尚深沟高垒、层层设防的“阵地战”，期望以死打硬拼的常规战法来抗击日军。针对这种简单机械、后果严重的战略战术倾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与技术装备优势的日军作战，必须避免一切被动呆板的战法，要以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能动性为原则，创造性地理解和处理一切战略战术问题，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等。为了使全国军民理解并掌握这些充满辩证法的战略战术主张，毛泽东同志具体分析了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种基本战法的利弊，提出：在技术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要尽量避免单纯正面防御和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出来；要以运动战为主要战法，“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同上，第271页）让战场活跃起来，让战争流动起来；要在实施正规作战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通过这些主张，中国共产党告诉全国军民，中国军队绝不能按照有利于日军的战略战术规则行事，必须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现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创造性地开展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最大亮点。游击战古已有之，全国抗战爆发后，主张游击战的不乏其人，零散自发的游击战更是此起彼伏。然而，所有这些主张和行动都把游击战当作一种辅助手段去认识，都停留在短期随机的战术层面。但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同上，第170页）“‘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同上，第328页）基于这样深邃的见解，中国共产党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高度去谋划，取得了战略战术的主动权。
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引下，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战斗力得到极大迸发，创造出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丰富多彩的战法，演绎出“无处不战、无时不战”的人民战争的壮丽景观。依靠游击战争及其战略战术，八年全国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由4万余人发展成百万大军和260多万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的日军腹地，打出了拥有1.6亿人口的19个抗日根据地，抗击了64%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
人民战争的伟大创举来自强有力的组织动员
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不是天然形成的，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动员，才能使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
动员民众和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进行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多年革命斗争的重要经验，也是全面抗战路线和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用单纯军事的观点去看待抗日战争，明确指出：“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同上，第250页）“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同上，第342页）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呼吁全国上下高度重视动员组织民众的重要性，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发展这些团体。为了动员组织广大人民，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切实贯彻各项社会改革政策。通过兼顾各阶级利益的减租减息政策，改革了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通过各级政权组织的“三三制”建设，实现了中国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民主；通过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解决了战争需要和民众生活的兼顾问题，密切了军队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上下的努力下，各种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中华大地，各个阶层的群众纷纷组织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以不同方式投入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之中，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的历史已渐渐远去，现在的中国正在从事改革和建设的新事业，面对的战争形态也大不相同，但是，人民战争的光辉却不因时光流逝而有丝毫褪色。团结人民、依靠人民、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等等这些造就那场人民战争伟大创举的思想精髓，不仅适用于当年的革命和战争，也给我们今天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
（作者：刘成军，军事科学院院长、上将；刘源，军事科学院政委、上将）
信息来源：《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