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漫长曲折、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中，安徽作为农业大省，根治淮河始终是牵动全省人心的一件大事，也是很值得纪念而又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一件大事。

　　根治淮河从新中国开始

　　历史上黄河多次夺淮入海，打乱了淮河水系，使淮河逐渐变成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加上1938年夏季蒋介石为了阻挡日军西进，下令炸开郑州附近的花园口黄河大堤，结果使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1250万人流离失所，淹死人数达数十万，泛区总面积达5.4万平方公里。从此，淮河流域更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没雨旱灾”。

　　我的家乡就在霍邱县淮河岸边的一个村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长期在淮北地区工作，对淮河水灾的危害有切身的体验。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不久，1949年3月，阜阳地委成立，我任地委书记。在我上任后仅几个月，即1949年夏季，淮河就发了大水，许多地方遭灾。地委立即领导和组织广大群众投入治水和救灾工作。但由于当时地方政权尚不巩固，地委的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支援大军过江，同时投入剿匪、反霸和镇反斗争，以稳定和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权等方面。地委虽然开始注意到加强治淮工作，但还不可能投入全部精力。

　　当时，我们在治淮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从1949年冬季，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堵口、复堤”。因为淮北大堤长年失修，1949年夏季又遭大汛，许多堤段决口，未决口的堤段也都很低矮、单薄，经不住风浪，也就是说几乎处处是险段。阜阳地委当年部署沿淮各县组织了近10万民工投入堵口、复堤工程，取得了一定成效。二是调查水情灾情，为大规模治淮着手做规划，制订治理方案。当时，我带了一个骑兵班，同水利技术人员一起，用了十多天时间，行程数百里，从河南省的关沙湖口往下，经临泉县的黑龙潭到阜南县的王家坝，接着又到安州岗、洪蒙洼地、张家湾、南照集、正阳关，一直到颍上、凤台，对阜阳地区境内的淮河水情，包括相关的淮河支流颍河、涡河等水情，做了一番较细致的实地考察，从而对治淮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1950年6月下旬到7月下旬，淮河干流上中游地区普降暴雨，到8月15日，洪泽湖以上地区平均降雨量达640毫米。 7月6日，淮河洪水暴涨，上游干支流洪水经河南省淮滨、新蔡等地到洪河口相遇，奔腾咆哮，席卷而下。洪水在老观乡、邓郢子首先漫决堤坝，平地水深丈余。继而又破临王段、城西湖、颍上庙垂段、邱家湖等地大堤。正阳关到三河尖淮河两岸村庄仅见树顶，交通断绝。沿淮群众无奈相率攀树登屋，呼号求救，哭声震野。当时，我正在皖北区党委开会。闻讯后，皖北行署主任宋日昌立即去阜阳布置抢救灾民工作。我带领一些同志直奔淮河抗洪前线。一行人到了淮南市就没法前进了，我们找了一艘机帆船沿淮河西行，估算走了50多公里，还无法找到阜南县委，只好赶到王家坝停下来。王家坝是个标志性的地方，它的水面特别大，中间还有一个地势较高的安州岗，形同孤岛，几万灾民避难于此。群众见到我们，激动得大哭。我的心情异常沉痛。

　　我们向皖北区党委如实报告了淮河水患。皖北区党委又综合了淮北20个县和淮南沿岸7个县的水情，计算出受淹成灾农田总计3100多万亩，受灾人口990多万人，均占皖北全区总耕地面积和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房屋倒塌89万余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淹死者，或被毒蛇咬死者，统计为489人。随后，皖北区党委向华东军政委员会和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些电报，十分震惊和焦急。 7月20日，他在给周恩来的批示中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后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问题。 ”8月5日，毛泽东看了皖北区党委的电报后落了泪，再次给周恩来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做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初秋即开始动工。 ”8月31日，毛泽东在苏北区党委的一份电报上又批示：“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于10月14日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 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其成员由华东、中南两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相关领导干部组成，由曾山任主任，曾希圣等为副主任。与此同时，沿淮各地市县也都建立了独立的治淮组织机构，调集和培训了大批治淮干部。当年冬季，在淮委统一部署和领导下，全淮河流域豫皖苏三省同时拉开了根治淮河的工程序幕，仅皖北地区就有300万民工和数万名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治淮工地。1951年5月，毛泽东亲笔题词，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进一步鼓舞和增强了沿淮人民根治淮河的决心和信心。

　　阜阳地区地处淮河上、中游洪河口要冲，一发大水，那里灾情来得最早、最快，受灾面积最大，受灾程度最重，当地人民根治淮河的愿望更为迫切，因而在建立治淮组织机构方面，相对来说要稍早一些。 1950年9月初，我们即正式成立“皖北阜阳专区生救治淮指挥部”，由李时庄任指挥，我任政治委员。当年冬至次年春共动员民工75.55万人投入治淮工程。当年那个治淮场面轰轰烈烈，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安徽迅速掀起治淮热潮

　　1952年1月，皖南、皖北合并，成立中共安徽省委。 1952年5月始，我调任省委秘书长，后历任省农工部长、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一直分管农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更加关注治淮，成为安徽治淮的见证人之一。

　　淮河全长1011公里，上游河南段落差高达174米，每遇洪水便奔驰而下，冲向中游；而中游安徽段全长430公里，落差16米，因落差低，河道走势平缓，泄洪能力差，最易漫滩决口，酿成洪灾。因此，安徽受洪水威胁最为严重，是治淮的重点。

　　根据淮河水情，在淮委统一规划和部署下，从1950年冬到1958年8年间，安徽在当时异常困难的环境下，靠群策群力，完成了一系列大型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修筑堤防，包括淮北大堤、行洪堤和淮南、蚌埠两市圈堤及支流堤防，其中以培修淮河大堤为重中之重。淮河大堤在上世纪50年代经过两次培厚加高。第一次按1950年洪水位标准，修堤总长903公里。 1954年淮河再发大水，凤台县禹山坝和五河县毛滩决口，于是在1955年冬至1956年春，按抵御1954年型洪水标准，对淮堤进行了第二次培厚加高。不少险段还用块石护坡。在加高培厚淮河大堤的过程中，还对淮河中游的局部河段进行人工截弯取直，以利泄洪。 1952年10月至1954年1月，根据五河县以下淮河干支流分治的治淮原则，安徽省调集大批民工开挖了泊岗引河工程，包括引河、切滩、拦河坝、退建堤等。在蓄洪区和行洪区，为避免洪水给群众带来损失，按当时每人8—10平方米计算，修建了许多庄台。以上共做土石方近1.5亿立方米。二是拦蓄洪水工程。先后在大别山淠河、史河上游修建了佛子岭、响洪甸、磨子潭、梅山等4大山谷水库，总库容58.42亿立方米，其中防洪、滞洪库容共30.11亿立方米。同时还修建了城西湖、城东湖、蒙洼等3个蓄洪区，蓄洪量52.6亿立方米。三是治理支流。淮河中游支流治理工作，主要在淮北平原区。 1950年到1952年期间，治理的河道有淝河、濉河、茨河、芡河、沱河、赵王河、港河、奎河、拖尾河等。从1953年起，对泉河、运河、洪河、北淝河等进行治理。通过上述一系列工程措施，基本上建成较为完整的淮河中游防洪工程体系，初步奠定下根治淮河的基础。

　　上述一系列治淮工程中，有许多被世人广为赞誉的创举。大别山区的佛子岭、磨子潭、响洪甸、梅山四大水库，当时都采用了国内外的一些新技术，并创造了数项国内外第一。佛子岭水库采用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型，当时世界上很少采用这种坝型；梅山水库大坝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响洪甸水库大坝是国内第一座重力拱坝，其水电站4号机组是国产第一台双水内冷机组；磨子潭水库大坝是国内第一座大头坝。这4座大型水库被誉为“镶嵌在大别山区北麓的4颗明珠”。

　　在四大山谷水库建成后，接着又兴建了龙河口水库。这五大水库大大减轻了淮河和巢湖汛期洪水压力。在这个基础上，安徽省委于1958年决定兴建淠史杭灌溉工程，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基本建成，发挥了巨大的综合效益，受到国内外专家的普遍赞扬。

　　不可否认，治淮工程并不都是成功的。颍上县境内淮河段上的润河集分水闸就是一例。它是国外专家建议设计的，目的是控制淮河干流和霍邱城西湖的洪水。由于设计时缺乏全面水文资料，设计水位偏低、流量偏小，结果分水闸在1954年大水中被冲垮。经过这一教训，以后遂有临淮岗控制工程的提出和兴建。另外，在早期治淮中，主要偏重于防治洪水，对除涝和防旱重视不够，受到一定损失。但是，总的来说，治淮是在曲折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新汴河、茨淮新河、怀洪新河的胜利开挖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安徽省又相继开挖新汴河、茨淮新河；1991年大水以后又复工开挖了怀洪新河。这都属于根治淮河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着眼于削减淮河洪峰，处理好高低水分开、洪涝分排问题。

　　新汴河横跨豫、皖、苏三省，主体部分在安徽省宿县地区。自1966年11月中旬开始，动员三四十万民工，历时三冬四春方完工。它自宿县西北的戚岭子开始截引沱河，穿越京沪铁路后向东经灵璧、泗县，在濉河以南的徐岗切岭，再向东经江苏省泗洪县溧河洼入洪泽湖。干流长127.1公里，流域范围涉及3省15个县、市。它上接河南省来水，不仅为1000多万亩农田有效地实行高低水分排增辟了排水出路，减轻了洪涝灾害，减少了边界水利纠纷，而且为城市供水、农业灌溉、航运和水产养殖提供了水源。新汴河的胜利建成，贯彻了“蓄泄兼筹”的方针和“三省共保”的原则，体现了团结治水精神。经40年的实践检验表明，综合效益十分显著。

　　茨淮新河于1971年开工，至1973年春基本建成。因当时财力困难，其他后续和配套工程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最终完成。开挖这条新河的主要目的是分泄颍河洪水，配合防洪工程体系中其他工程建设，使淮河中游防洪标准能提高到百年一遇。它自颍河左岸茨河铺起，经阜阳、利辛、蒙城、凤台、淮南市潘集区、怀远等5县(区)1市，于怀远县荆山口入淮河，全长134.2公里，包括截引黑茨河和西淝河上游，流域面积达7127平方公里。其分泄颍河洪水2000立方米每秒，分泄内涝1400立方米每秒，为豫皖两省1500万亩耕地扩大了排水出路。茨淮新河通水后30多年来，在泄洪、排涝、灌溉、航运、养殖、绿化、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效益，已成为治淮中的战略性骨干工程。

　　怀洪新河是上世纪70年代初同茨淮新河一起规划确定的治淮战略性骨干工程，两河基本上下衔接。怀洪新河西起涡河的何巷分洪闸，沿大跃进时期开挖的符怀新河，向东北至固镇县入澥河洼，再折向东沿澥河洼、香涧湖至五河县山西庄村，一路沿新浍河向东为主槽；另一路经新开的香沱引河入沱湖，在十字岗与新浍河的来水汇合入崇潼河，然后穿过扩大的峰山切岭等工程，由双沟引河和下草湾引河入洪泽湖的溧河洼。干流全长121公里，其中安徽境内长95公里。该河早在1972年即破土动工，但中段河线方案一度出现异议，顾虑会影响到一些地方的内涝排除，因而曾一度停工缓建，直到1991年淮河再次发大水后，才又被列为国务院治淮会议确定的19项治淮骨干工程之一，进行复建，于1998年全线贯通，并在1998、2003年承担淮河分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淮北三条新河的开挖，工程浩繁，困难很多，历经几十年时间，安徽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艰苦奋斗最后赢得了胜利，这在共和国治淮历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

　　“75·8”大水对安徽的冲击

　　“75·8”大水，因为没有公开报道，人们多不知情。

　　1975年8月5日至8日，河南省驻马店、许昌、南阳、周口等地区，普降特大暴雨，最大3日降雨量达1605毫米，山洪暴发。淮河上游的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和50多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垮坝。垮坝时几十米高的浪头，奔腾咆哮，呼啸而来，势不可挡。总量100多亿立方米的洪水，冲毁京广铁路小商桥到确山县段103公里，路基桥梁被毁，路轨被冲走，有的被拧成“麻花”。事后查明，河南省共有32个县受灾，受灾农田1800多万亩，受灾人口1000多万人。

　　安徽则是无雨遭灾。滚滚洪水在淹了豫中、豫东平原后，迅速向安徽阜阳地区冲来。阜南、临泉、界首、颍上等县，遭到洪水严重冲击，受灾农田300多万亩，人口150万，其中17万人逃离家园。

　　8月9日上午，时任水利部长的钱正英直接打电话给时任阜阳地委书记的张祚荫，要他迅即组织干部群众投入抗洪斗争。与此同时，省委也接到了中央的电报，我随后即去阜阳与张祚荫一起共商抗洪大计。

　　根据中央、省委指示精神，我和张祚荫商定的抗洪方针是：确保淮北大堤、颍河左岸大堤安全，在万不得已时，力求做到“牺牲小块，保全大块，努力保点(即打好村圩保人、保畜、保粮)”。具体方案为：尽快下泄洪河洪水，临泉、阜南炸开洪洼隔堤，变洪洼为分洪道；阜南县开启王家坝闸蓄洪；颍上县所有行蓄洪区全部行洪；阜阳县死守驿堂沟防线，使洪水在阜阳县坎河溜归槽下泄。为了确保颍河及阜阳城防的安全，指令颍上县扒开近50处圩堤行洪，又从王岗炸堤分洪由唐垛湖入淮。

　　我到阜阳后，农林部长沙风带领一些人也到了。沙风说，河南洪水下泄得很慢，有的地方还在上涨，被困在水中的群众有200多万人，要赶快解救，因此需要迅速炸掉安徽境内所有阻水工程，并抓紧分洪、行洪、蓄洪。我表示完全服从中央决定，并向他介绍了我们正在采取的措施。这时，部队已把洪河上最大的班台闸炸掉了。

　　在抗洪最紧张的20多天中，安徽先后动员100多万民工投入战斗，南京军区还调来解放军5个师及舟桥部队(包括地方部队及预备役师)担负各项突击任务，共做土石方1263万立方米，把颍河、泉河大堤普遍加高1米，平地设了10多道防线，保住了淮河大堤，保住了津浦铁路，保住了颍河左、右大堤。河南洪水得以渲泄，被洪水围困的200多万群众得以解救。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75·8”大水引出的教训惨痛而又深刻，说明根治淮河还有许多未被人们认识和把握的东西，需要不断深入探索。安徽无雨遭大灾，更说明治淮不是孤立的，不彻底进行全流域治理，是难以实现根治的。

　　1991年淮河大水的警示

　　1991年夏，淮河流域出现了仅次于1954年的大洪水。这一年夏季，江淮流域天气异常，从5月18日即进入梅雨季节，是有记录以来最早的一年。梅雨期持续时间长达两个月，比常年长一个月，与1954年大体相当。梅雨期内，暴雨不断，沿淮和江淮之间很大范围内降雨量都超过1954年。降雨集中分两段：前一段从5月18日至6月16日，雨区主要在淮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降雨在300—500毫米。第二段从6月29日至7月12日，雨区主要在沿淮、大别山区、江淮之间等地，沿淮和淮北降雨量约500毫米左右，江淮之间最高的达到700毫米，大别山区最高的达到1000毫米。梅雨期总雨量与常年相比均偏多1—3倍，导致了淮河、长江流域同时出现特大洪水，而且外洪内涝交加，洪水位长期居高不下。淮河干流先后发生3次洪峰，其中第二次洪峰最大，接近1954年的洪水位。而淮河以南的支流，尤其是史河、淠河、池河等，均为百年一遇型的洪水。

　　为战胜淮河第二次洪峰，安徽省先后起用了霍邱县境内的城东湖和城西湖蓄洪。在国务院和国家防总部署下，豫、皖两省还起用了15个行洪区、3个蓄洪区，并充分发挥了洪泽湖的调蓄作用。因而使淮河干流水位和洪水流量得到了控制，保证了淮北大堤、洪泽湖及里下河大堤和沿淮城市、铁路的安全，把灾害降到最低限度。

　　然而，在这次淮河大水中，安徽人民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仍然很大。据统计，全省夏秋两季作物受灾面积达7537万亩，成灾6544万亩，绝收2393万亩，受灾人口4400万人，其中特重灾民1458.9万人，因灾死亡556人，受伤13018人，倒塌房屋156.68万间，损坏房屋225.1万间。各项直接经济损失275.3亿元，其中农业直接经济损失146亿元。

　　在1991年大水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曾两次来淮河抗洪第一线视察水情和灾情，慰问受灾群众。他视察后说：“淮河不治好，安徽无宁日。 ”7月7日、8日，江泽民总书记、田纪云副总理来皖，察看淮南、凤台、颍上等地灾情，现场部署防汛工作。 7月8日，江泽民、田纪云召集安徽省领导同志开会。我那时在省人大工作，在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后，我作了10多分钟的简短发言。主要讲两点：一、安徽这次大水所造成的灾害程度确实是十分严重的，超出原来的预计，恳望中央给予最大的关怀和支持，但从安徽自身来说，还是要把基点建立在生产自救上。二、关于治淮问题，从历史情况来看，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非等到淮河发大水了，上边才强调加强治淮，但往往又是年年说加强治淮、年年不兑现。原因在于根治淮河不是某一个省能够独立承担起来的，必须在中央统一规划和领导下进行，而且要确有投资保证，才能够卓有成效地进行淮河全流域治理。所以，请中央一定要下大决心，加大治淮投入。江总书记、田副总理对我的发言表示认同。他们作了许多很重要的指示，要求大家振奋精神，团结协作，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努力战胜自然灾害，重新建设新家园。

　　当年9月，国务院即召开治理淮河和太湖会议，确定在淮河流域四省兴建19项治淮骨干工程。其中安徽为重点，共有14项，包括淮河干流河道整治及堤防加固工程、怀洪新河工程、临淮岗工程、包浍河治理、行蓄洪区安全建设、湖洼地及支流治理、汾泉河治理、奎濉河治理、洪汝河治理、涡河治理、沙颍河治理等，总投资175.3亿元。 11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的决定》。由此，根治淮河进入一个新阶段。

　　转眼十七八年又过去了。随着14项战略性骨干工程的逐步建成，治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长足的进展。许多人感到，这一时期的治淮投入大、力度大，进展快、效果好。特别是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在2006年建成，标志着淮河流域整体防洪保安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事实表明，这些工程在抗击2007年淮河大水的搏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宝贵的经验和值得思考的问题

　　60年来治淮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有口皆碑。长期以来成为中华民族心腹之患的淮河水灾，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走上了根治之路。 60年来治淮的伟大成就，令人振奋，信心倍增。但是，决不可就此满足，我们要坚持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治淮工作，科学分析治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继续在“根治”上下工夫。

　　一、不能轻言根治淮河的目标已经实现，而要时刻注意居安思危。有人看到近几年连续丰收，以为淮河没事了，说什么“淮河安澜，梦想成真”。当然，其本意是为了赞誉治淮的巨大成就。但在领导思想上，如果因此而陷入盲目性，不晓得根治淮河还将是长期的、艰巨的，那就值得注意了。上下游一定要坚持中央关于“三省共保”、“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国家必须从全流域根治上，从“百年一遇”以至更高的防洪标准上，审视和规划下一步新的工程措施，团结协作，开展新一轮大规模淮河治理。

　　二、今后应把防洪、治涝、抗旱作为根治淮河的“三位一体”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历经1950年、1954年、1956年、1963年、1980年、1991年、2003年7次大水灾，受灾面积均在4000万亩以上。受灾面积这么大，并不完全是洪水淹没，主要是因为洪水抢占淮河等大小河道，造成内外水顶托，内涝无法排除。所以说，洪灾和涝灾是紧密相连的。还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安徽受旱灾威胁也非常大。历史上安徽旱灾最重的有1958年、1959年、1961年、1978年、1994年、1997年等年份，受灾面积都在三四千万亩，最厉害的是1978年受灾面积4170万亩、成灾面积2581万亩。

　　应当总结和汲取已有的成功经验，更好地把防洪、治涝、抗旱作为根治淮河的“三位一体”目标。在这个总目标下，还要进一步筹划发展航运、养殖、水力发电、旅游、生态建设等事业，使治淮发挥更大的综合效益。

　　三、沿淮行蓄洪区需进一步谋划长远而根本的妥善解决大计。安徽淮河干流行蓄洪区共有21处，总面积3111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84万亩，人口150多万人，分属阜南、霍邱等9县(市)及淮南、蚌埠两市郊区。为使那里的群众摆脱困境，走上安全、富裕之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推行改变耕作制度、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广庄台建设、建立防洪基金等一系列措施，收到显著成效。但是，“水占地则人无食，人占地则水无路”的这一根本矛盾始终未能解决，给淮河工程管理和水情调控带来很大困难。在新世纪、新阶段，应当重新思考如何解决整个淮河流域人与水的矛盾、人与生态的矛盾。应有计划地开放蓄洪和行洪区，达到人与洪水协调共处。

　　四、要强化工程管理。几十年来，围绕淮河治理，兴建了大批水利工程，但重建设、轻管理的思想一直存在，以致较普遍地存在着工程配套不全、质量隐患多、设施老化、管理欠缺等问题，如不很好解决，将严重影响和制约工程效益的发挥。今年春天抗旱，有些地方有水灌不上，就是很深刻的教训。对于山谷水库，特别要注意加强维护和管理。根据安徽实际，当前应首先抓好水利工程管理，而后应尽快过渡到从以开发水资源为重点转变为以管理水资源为重点，加强需水和供水管理，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保护好水质，防治水环境退化，坚决制止水污染现象。(王光宇)(作者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信息来源：安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