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干部不孝就不能提拔重用的做法时有所闻，其主旨就是为官者，要有最起码的孝道，否则就难以为官或做好官。    

“做官先做人，做人德为先”。“德”，当然包括“孝道”在内。孝道是从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具有真实性、长期性、延续性等特点，是一个人内在本质在家庭方面的体现，最能够以点带面。这看似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其实包含着实质性的内容。试想，一个干部没有做人的基本良知，如何谈得上爱党、爱国、爱人民？怎么能担当领导人、教育人的重任？又怎么能指望他对群众有感情，对工作有热情，对社会尽责任？这实在不是小事。

中国封建社会就有“举孝廉”制度，就是以“孝道”选拔官员，其依据应是能孝敬父母，自然也能一样地效忠朝廷和国家，这也确实为当时的社会选拔了一批批的好官，否则，这也不会成为历代推崇的一种制度。其历史文化的精髓是值得我们今天汲取的。

也许有人会说，现今的贪官很多不但是孝子，还是家庭贤夫，他们一般都能善待自己的家人，这能说贪官都不孝吗？初听起来，这似乎有道理，但细想一想，他们所谓的孝和爱是建立在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基础上的，且具有较狭窄的局限性，这与“孝道”是有本质区别的，更何况他们是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

从现在来说，孝敬父母并不难。常回家看看，多陪陪老人，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提供生活的基本保障等等都是孝敬的方式，但其意义是一样的。如再延伸其内容，还包括善待妻儿、和睦邻里等。一个人能够做到了这些，就具备了基本的为官之德，如果连这些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到，又怎么能提拨重用。

近年来，重拾孝道的呼声日益增高，有些地方甚至褒奖“孝子”，据“孝”录人，量“孝”任用干部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将“孝道”融入官员的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应该说也是可取的。在人才选拔和干部任用上，既要凭“才”取人，又要量“孝”任官，是一种重才也重德的导向。

然而，考察干部是在选官，不是在选孝子，要做到主次分明。在要求一个人具备尽孝道、做好人的基本准则情况下，不必求全责备，过分要求，而更要注重其工作能力。要不断完善干部考察工作的方式方法，力求选准人，选好人。在建立法制社会的今天，要注重孝道，更要依法、按程序办事。（宁国市编办  陈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