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合肥５月３日电（记者姜刚）“新社区成立后，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到服务中心咨询了低保问题，没想到几天就申请下来了。你看，从下个月开始，我每个月就能拿到３１０元钱了。”査永忠深有感触地说，以前，先找社区后找街道，磨破了鞋底还是办不下来。

　　今年４０岁的査永忠是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人民社区居民，右腿患有残疾行动不便，４年前与妻子离婚，目前生活无着落。受限于街道必须要有医院证明的门槛，他无钱到医院看病，低保申请始终无下文。街道办事处撤销后，他的低保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査永忠的经历是铜陵市铜官山区区直管社区体制改革带来变化的一个缩影。铜官山区人民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原长江路街道沙河社区居委会主任张爱春说：“原来作为社区主要负责人，我的职责就是机械地‘坐等’上面派任务，派一下动一下，根本没有主动工作的积极性。”

　　２０１０年７月，铜官山区撤销原有的６个街道办事处，将办事处和原有的４９个社区整合为１８个新社区，实行区直管社区。新社区建立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承担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调整区直部门和社区职能，将街道办事处的经济发展、城管执法等职能收归区相关职能部门，将计划生育、民政、社保等服务职能全部下放到社区。

　　“铜陵市的做法解决了层级过多、责权不等的问题，使政府由‘为民办事’转变为‘助民办事’，对我国社区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说。为将服务重心下沉，这项改革强化了网格化管理，１名社区工作人员负责约３００户居民的管理和服务。

　　中国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在探索区直管社区。近年来，贵州贵阳小河区、湖北黄石铁山区、江苏南京白下区等地都做了一些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史卫民说：“中国探索区直管社区的地方不少，但像这样在城市主城区全面撤销街道办事处的，铜陵可谓开了先河。这种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是必要的，它可以加强公共服务和民意反馈，真正实现社区下沉，这是一种可贵的、大胆的尝试。”

　　据铜官山区区委副书记汪源介绍，改革前的街道、社区共有工作人员５６９人，改革后精简至４９２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作人员也从４０．９％提升至５３．８％。

　　改革也整合了资源，节约了行政成本。区直部门和原街道的人、财、物等资源整合集聚到社区，仅居民文化活动用房就增长了５７．９％。同时，社区工作活动支出减少，行政成本有所降低，今年１－３月社区工作活动经费支出约１７９万元，同比下降了１４．７６％。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主任于建伟认为，减少管理层级、服务重心下移，充实基层，从人、财、物各方面加强基层，不仅是铜陵市铜官山区区直管社区体制改革的思路，也代表了中国基层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铜陵市的这项改革是城市基层政府体制机制创新、社会管理创新一次成功的尝试，为全国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提供了在城区范围内全面改革街道办事处的一个鲜活的样板。”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对这项改革进行调研后说。

    信息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