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各界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座谈会2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贾庆林出席。
６０年前的５月２３日，不论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在西方的评价中，都成为西藏命运的分水岭。
１９５１年的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十七条协议》开宗明义指出，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这一年的１０月２４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完全同意《十七条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然而如今在达赖喇嘛口中，当年他曾经拥护的“解放”却变成了“入侵”，“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成了“西藏是独立的国家”。
认真考证“西藏独立”这一说法的由来，不难发现它确实和“入侵”有着渊源。只不过，真正的入侵者来自西方。
１８８８年春，英军发动首次侵藏战争。１９０３年底，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１９０４年８月，英军占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逃离。英军迫使留守官员签署了《拉萨条约》。
“帝国主义入侵之后，想把西藏分裂出去，才有了所谓的‘西藏问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云说。
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追随者夏格巴撰写的《西藏政治史》中，称“西藏一直是独立国家”。但即便是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频仍、含恨割地赔款的岁月里，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公开承认过所谓的“西藏独立”，迄今世界上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存在一个“西藏国”。
１９５４年，达赖喇嘛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西藏活佛。
但是１９５９年３月，在经历了一场由西藏少数上层分裂人士发动的旨在维护封建农奴制、抗拒民主改革的叛乱之后，达赖喇嘛踏上了流亡海外的路程。
解放军平息了叛乱，封建农奴制轰然崩塌。１９５９年开始的民主改革，实现了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权利。１９６１年，西藏各地开始普选。１９６５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自治区历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都由藏族公民担任，各级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都是藏族公民。西藏自治区各级检察院和法院的主要负责人也均由藏族公民担任。目前，在自治区、地（市）、县三级国家机关组成人员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约占７８％。
对于西藏６０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比如，达赖喇嘛说，“在过去数十年里，西藏惨遭浩劫，１００多万藏胞，即六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非命，至少还有１００多万藏胞在集中营里受难。”
达赖喇嘛可能也遗忘了他在拉萨时西藏人口有多少了。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时，西藏地方政府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１９５３年，中国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西藏地方政府申报人口为１００万。
根据今年最新公布的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西藏的常住人口已突破３００万，其中，藏族人口占９０.４８％，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１.３５％，汉族人口占８.１７％。
西藏已基本建立了覆盖全区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西藏人均寿命由和平解放前的３５．５岁提高到６７岁，孕产妇死亡率由和平解放初期的５０００／１０万人下降到１７４．７８／１０万人。
中国政府致力于修建公路和机场以改善西藏落后的交通状况。举世瞩目的就是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青藏铁路的通车。这条耗资３００多亿元人民币的“天路”把北京到拉萨的陆路交通时间缩短为４０多个小时。
青藏铁路再次缩短了西藏人与外部世界的距离。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去远方读书的梦不再遥远。当雄县纳木错乡的９岁女孩曲措说，她想去内地上大学，“那里能够开阔眼界，”她说。她的理想是将来当一名老师，让更多的孩子学到知识。
１９５１年，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知识基本上被寺院垄断，学龄儿童入学率不足２％，文盲率为９５％。目前，西藏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９９．２％，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１．２％。
西藏人民的生活快速改善。“吃得太好”现在也成了一些西藏人需要注意的问题。为了预防和治疗脂肪肝、高血脂等“富贵病”，越来越多的西藏人重视锻炼和饮食规律。
达赖喇嘛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多次指责中国政府对西藏实施“文化大屠杀”，导致西藏“文化灭绝”、“佛教毁灭”。
但数据显示，目前西藏共有１７００多处宗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４．６万人。僧俗信教群众每年都组织和参加雪顿节等宗教和传统活动，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达百万人次以上。
６０年来，中央政府累计投资１０亿多元，用于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文物维修。西藏的传统手工技艺、民间美术、藏戏等６１个文化项目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５３位传承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
在叛逃后的５０多年里，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被指责策动并幕后主使了一系列分裂活动。对于这样一个搞民族分裂的人物，中央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挽救的机会，希望他迷途知返。即使达赖１９５９年叛逃国外，他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位还一直保留到１９６４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为了给达赖喇嘛一个从错误道路上回到正确道路上的机会，开始了跟他的接触商谈。
“达赖喇嘛缺乏起码的诚意。”参与了最近１０次与达赖方面接谈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这样表示。
６０年过去，西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依旧面临怎样加快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生活的重大课题。西藏仍然是中国最落后的省区之一。２０１０年，西藏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４１３８元。这与“十一五”末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为５９１９元还有相当差距。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当代研究所所长仲布·次仁多杰认为，西藏需要进行“跨越式”的发展。在一次回答法国学生的提问时，仲布说：“你们法国人过着现代化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西藏人就要生活在‘博物馆’里呢？”
古往今来，“世界屋脊”已不知多少次这样迎来黎明。而在青藏高原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年份也以“黎明”著称－－１９５１年。
那一年，和平解放从根本上动摇了禁锢西藏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开启新时代大门的强烈震撼，以各种方式深深刻入了百万农奴和僧侣、贵族的记忆中。
这些记忆是如此清晰，以至于在６０年后，曾在苦难和黑暗中绝望挣扎的西藏民众，仍能细数当时的种种往事。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寻访了多位亲历者，请他们还原６０年前那些关键时刻……
和平
１９５１年的春天，赤列顿珠感到了一种奇妙的气氛。宅子里往来的贵族们开始把几个字挂在嘴边：“不行了。”
赤列顿珠是拉萨贵族龙夏家的“朗生”，是农奴中最低的一等，吃不饱穿不暖，经常挨打，子子孙孙都是家奴。１９５０年底，他听说一支名叫解放军的部队在昌都打败了藏军主力。从那以后，贵族们开始人心惶惶。
朗生们却暗自高兴，不敢明说，只能通过眼神传递内心的兴奋。赤列顿珠预感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就要来临了。
在不远的功德林寺，小僧人土登则心存畏惧。他听说解放军“吃人”，自己实在想不出那是怎样一群人，只好在忧虑中继续念经，偶尔唱唱藏戏。
这两个１７岁的藏族少年无从知晓，此时，在遥远的北京，一场改变西藏命运的历史性谈判正在进行。
中央决心用和平方式解放西藏。几经敦促，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终于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团长的和谈代表团赶赴北京。
“当时中央民委懂藏文的只有我一人，我就承担了西藏代表团的接待和翻译任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８８岁的藏族老人彭哲，是当年谈判极少数健在的见证者之一，“当然有争论，焦点是解放军是否进藏的问题”。
把持西藏政权的一些贵族上层人物反对驻军，意图很明显：不想接受中央的领导。可是拿到桌面上的理由却是西藏土地贫瘠，粮食不够吃。
始于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９日的谈判因此一度陷入僵局。彭哲回忆：“这时中央没有强迫，而是建议休会两天，安排参观，同时耐心劝说。最后中央提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切开支由中央负责。这下西藏代表没话说了。”
事隔多年，海外达赖集团企图歪曲史实，声称当时是“胁迫下”的谈判。对此，彭哲反驳：“假如是胁迫，还能允许那样激烈的争论吗？”
他记得一个细节。商定协议汉藏两种文稿时，关于“人民”一词如何翻译又引起了争论。此前，藏文里从没有“人民”，只有“属民”，与官吏、领主相对。如用“属民”，就把贵族排除在了“人民”之外。反复讨论，难以定夺，最后只得求教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大师沉思良久，对西藏代表提出的方案作出修改，创造了一个读音“ｍｉ－ｍａｎｇ”的新词，意为“多数人”。
“这个新词很有意味。”彭哲说，“一方面，对一个词这样仔细斟酌，印证了中央政府平等协商的态度。另一方面，历史上从未受到平等对待的西藏普通民众破天荒头一遭有了自己的群体称谓。”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经过近一个月的谈判，中央和西藏地方双方代表终于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这就是著名的“十七条协议”。新时代的曙光从此照进了雪域高原。
进军
当年５月下旬，毛泽东主席签发了“进军西藏”的命令，以十八军为主力的解放军部队开始进藏。那是一次载入世界军事史的悲壮行军。
“在一座大山上，战士张国凡病得走不动了，躺在担架上。全队同志身体都很弱，抬不了多远就要换人。”从四川进藏的十八军老战士徐永亮回忆，“上山时，女战士邓群阶见大家很吃力，就主动帮忙抬担架。刚到山顶，邓群阶却不行了，脸色铁青，嘴唇乌黑，呼吸微弱。”
人们又赶紧抢救邓群阶，都急着喊：“快把她往山下抬！”
几个男人把她抬到担架上，勉强走了几米就全都倒下了，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他们拖着担架往下滑，想快点离开山顶，才滑了几
“她刚２０岁。我们围着担架放声痛哭。后来就在原地刨了个坑，用她的被子一裹，就那样埋了，连标记都没来得及做一个。”徐永亮说。
从川、滇、青、新几个方向挺进拉萨的部队就像几根红线，组成线条的是一些伤痕累累的战士，在恶劣的高原环境中进行着远比战斗更加惨烈的艰难抗争。
在荒无人烟的藏西北腹地，新疆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遭遇了一种魔咒般的怪病：起初暴饮暴食，撑破肚子还觉得饿。随后不吃不喝，身体开始发肿，从腿一直肿到头，用手一按一个坑。不几天，全身皮肤开裂，不停地流黄水。随即眼瞎，呕吐，死亡。
得病官兵一天天、一批批地死去。先遣连总共１３６人，结束任务时６３人牺牲，其中包括总指挥兼党代表李狄三。
从青海出发的十八军独立支队渡过通天河时身陷险境。老战士赵钦贵说：“我们先让４个水性好的人仅穿着短裤、背心，赶马过河。谁知河中心水很急，马一下子就被冲走了，死了１００多匹，两岸都是马的尸体。”
后来战士们扎了筏子，把人员、物品运过河。一到河心，筏子翻了，六七个人掉下去，在冰冷刺骨的河面上扬扬手就没了踪影。
那４位先行者往返运送战友七八次。每次上岸，大家赶紧让他们烤火、喝酒，等体力恢复了再去。最后一次，他们的马游不动了，人的力气也已耗尽，还没来得及喊一声，就消失在滔滔河水之中……
那是一群心怀壮丽梦想的人，肩负祖国统一和解放百万农奴的重任，虚弱而坚韧地迈过千里征程。６０年后，记者重走解放军进藏之路。穿过一座座烈士陵园，我们热泪长流。雪山大河之间，当年的金戈铁马之声仿佛依然轰然回响。
入城
１９５１年９月９日清晨，贵族龙夏跨上摩托车赶往拉萨东郊，赤列顿珠跟着跑在后面。到处是疾走的人群。拉萨民众万人空巷，去观看解放军先遣支队入城。
龙夏把摩托车交给赤列顿珠，自己去贵族人群寻找位置。赤列顿珠扶着车子，远远看见队伍分４列开过来了，后面跟着卡车、大炮。
太远，看不清楚。他只好踮起脚尖，伸长脖子。观众越聚越多，很快淹没了他的视线。只听得鼓乐震天，眼前却都是后脑勺，他急得抓耳挠腮。
他骑上摩托就往家跑，希望把车子送回去自己再回来看。等他气喘吁吁地奔回来，仪式已经结束了，他心里十分沮丧。
土登也站在人群里，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红汉人”。有的解放军衣衫破烂，棉衣里的棉花都露出来了。脸庞黑瘦，一看就是在漫长旅途中备受煎熬。可是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微笑，两眼炯炯有神。小僧人放下心来：看上去，这些人不像会“吃人”的样子，反倒挺和善。
１０月２６日，十八军主力部队到达拉萨，随即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入城式总指挥、今年９１岁的西藏军区原司令员郄晋武回忆，日子是噶厦政府选的“黄道吉日”，部队尊重了当地风俗，但现场并非一片和谐，“一些不甘心失败的贵族上层人物暗中组织了一些分裂分子，混在群众中间去捣乱。”
冷不丁，楼上有几块石头丢进了解放军行进行列，还有人吐口水。分列两旁的藏军本是来欢迎的，有几个士兵却故意把下垂的刺刀往前伸，去刺解放军战士的脚，有的战士绑腿被划出了口子。
入城官兵强忍着极少数人的挑衅和污辱，一个个咬紧牙关，依旧昂首挺胸，大步迈入了会场。
此前，１４岁小文工团员冬秀的新鞋丢了一只，领导只好派人上街给她买了一双印度产的浅黄色布鞋。入城时，她穿着大红衣裤走在腰鼓队里。别人脚上都是蓝色球鞋，只有她与众不同。她羞得不知把脚往哪儿放好。
可是仪式一开始，她就把手中的鼓槌儿舞得上下翻飞，开心得忘了鞋子。因为她看见，路旁大多数群众都笑逐颜开，灿烂一如这高原上清澈的阳光。
较量
事实上，入城式上的不和谐插曲只是表象，中央与西藏噶厦政府分裂势力的较量从未停止。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彭哲作为翻译，随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先期入藏，绕道香港、印度，来到位于中印边境的亚东，希望劝说和平谈判前逃到这里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在张经武代表会见达赖的礼仪问题上，噶厦提出按惯例举行官员早朝，达赖坐在宝座上，张经武代表由副官司长引进觐见。”彭哲说。
对此，张经武只是笑了笑，十八军宣传部长乐于泓却火了：“张经武代表的是中央政府和毛泽东主席，你们怎么能以封建社会臣子面君之礼对待呢？这次见面仪式，必须摆正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
最后双方商定，达赖和张经武分别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交谈。彭哲回忆：“可是，我们进去看到，达赖的椅子放在木台上，还是比张经武代表的高一点。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幼稚和自大多么可笑。”
自大的背后是恐惧。西藏上层反动贵族害怕失去特权和地位，企图拖延执行“十七条协议”，对解放军处处设防、抵制、挑衅，想把解放军“饿”走。
入城后，部队在阿沛·阿旺晋美等爱国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多次找噶厦，请求按照协议出售一些粮食，但噶厦不仅一推再推，反而唆使商人抢购市场余粮。十八军先遣支队副参谋长、西藏军区原副司令员顾草萍说：“最嚣张的是噶厦两个代理‘摄政’之一鲁康娃，一见十八军领导就冷嘲热讽。”
有一次，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登门访问，又高又胖、满脸白胡子的鲁康娃张口就说：“打败仗虽然难受，饿肚子比打败仗更难受吧？”
缺粮，解放军用高于市场的价格从寺庙和贵族手中购买，却明令禁止上街向老百姓买粮，严守“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原则，以保证当时生活并不富足的群众的口粮需求。
“一到冬天，连野菜也找不到了。我们经常饿得嘴里直流清水，眼睛直冒金星。”老战士于德华回忆，“有一回，我在街上看见有卖大饼的，闻着香味实在馋得不行，就买了几个。回到部队，正把饼分给大家，政委来了，当场就把饼没收了，又退给卖饼的小贩。我因此受了处分。”
１１月，拉萨已是白雪皑皑的隆冬季节，群众却惊奇地看到，饿肚子的解放军扛起铁锹、镐头，来到河滩上开垦荒地。他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在这雪域高原辟出一条坚守之路。
为争取最广泛的支持，当时中央对西藏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十七条协议”的主旨是，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维持西藏社会结构基本不变，避免发生剧烈动荡。
今年９２岁的顾草萍认为：“历史地看，这种方针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
交融
土登发现，功德林寺附近一间房子里住进了解放军的一个班。他惊奇的是，那些兵连吃饭都规规矩矩的，每人拿个碗，一起唱歌，从不到民居和寺庙去。“我以前见惯了吊儿郎当的藏兵，从没见过这样纪律严明的部队。”
自从踏上进藏之路，解放军官兵就以人民军队特有的热诚和纪律，逐渐消融着当地群众心中的疑虑。
新疆进藏先遣连副连长彭清云讲了一个故事：在西藏阿里，战士杨天仁掉队了，又冻又饿，昏倒在雪地上。一位牧民发现了他，拖回自己的帐篷，让他饮上几口酥油茶，又用雪搓他的脸和手。杨天仁慢慢苏醒了，用藏语喊了声“朋友”。
当时部队规定，不得借住藏胞的帐篷。杨天仁挣扎着爬起来，坚持到露天的羊圈去住。牧民不懂，一个如此虚弱的人，怎么会拒绝自己温暖的帐篷？劝不动，只好抱了羊皮，给他在羊圈里铺了地铺。
４天后，杨天仁体力恢复，准备归队，临行前拿出两块银元。牧民不肯收，杨天仁趁他不注意，把银元扣在一个木碗下，走了。
那位牧民不知道，这两块银元不仅是杨天仁唯一的财富，还是他母亲的卖身钱。杨天仁７岁时父亲去世，母子俩熬了半年，实在活不下去，母亲就同意了一个男人的条件，以两块银元的价格把自己卖给他当老婆。
“怀揣着母亲的银元，杨天仁从此开始讨饭流浪，好几次差点饿死，都没舍得花掉这两块银元。他把母亲对儿子最后一缕爱保存了１８年，却因遵守进藏纪律送给了牧民。”每次讲起这件事，彭清云总是泪湿衣襟。
为群众做好事更是解放军的传统。冬秀说：“后来我们都养成了习惯，一下雪就爬到百姓的房子上，把雪扫掉。”
文工队还到村子里给百姓演出。看到传说中很“凶恶”的解放军竟然也会唱歌跳舞，本来就能歌善舞的藏族村民很吃惊。看着看着，战士和百姓就开心地跳在了一起。
赵钦贵跟着医疗队去给百姓看病：“他们从没见过打针，看见针管扎进肉里，吓得一哆嗦。后来病好了，才知道这是好东西，对我们千恩万谢。”
解放军开始在拉萨街头放电影，演的都是内地土改时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赤列顿珠偷偷溜出贵族宅院，看了一部又一部。他最爱看劳苦长工解放后与家人团聚的场景，因为他也有类似的经历。
１３岁时，他就从日喀则乡下被龙夏家强征来做朗生。父母百般不愿，却没法留住他。这些年，每当挨打受饿时，他就会梦见母亲流泪的脸庞。在那些闪动的黑白影像前，他边看边哭。
黎明
从５月到１０月，“十七条协议”已经签订了将近半年，噶厦却对怎么执行协议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每次中央代表问起，达赖和各级官员总是含糊其辞。
“阿沛·阿旺晋美是最爱国的，他也在催促噶厦尽快作出决定，可是答复一直是‘还要研究’。”彭哲说。
终于，９月２６日，噶厦召开了会议，全体官员对协议内容激烈争论了两天，最后决定，“十一”国庆节向中央发电表示拥护协议。然而，直到国庆过后，电报还是没有发。
参加和谈的５位西藏代表非常着急，阿沛·阿旺晋美再次出面交涉。１０月２０日，“全藏大会”召开，西藏僧俗官员３００多人参加，专门讨论协议执行问题。阿沛·阿旺晋美说，执行协议是全体西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这一次，又讨论了３天。
“我们静静地等在十八军办事处。”彭哲回忆，“张经武非常沉稳，满面春风。他感觉到，历史性的时刻即将到来了。”
１０月２４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负责把电文译成汉语的彭哲记得：“电文是用藏文严格按照以往向上行文的惯例，写在一张好的藏纸上，抬头处留得很宽，并绘有藏式图案。”
两天后，毛泽东复电达赖：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复电也是由我译成藏文送交西藏地方政府的。”彭哲至今自豪不已。
赤列顿珠再次感到了奇妙气氛。龙夏开完会，带回来一个小册子，神秘地藏在卧室里，不让仆人看到。赤列顿珠每天都要打扫房间，乘龙夏不在，偷偷翻开了小册子，里面的内容正是“十七条协议”。他兴奋得恨不得对全世界大喊：“我们也马上要解放啦！”
贵族对仆人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打骂少多了，还经常给点肉吃。８年后，西藏开始民主改革，赤列顿珠成为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职工，每月工资１８元。平生第一次领到工资，他首先买了一大堆饼干吃，撑得路都走不动了。
１９５１年，土登学会了踢足球，穿着绛红色僧袍和汉族青年一起踢球，引来很多路人围观。在舞台上，他尽情演唱自己钟爱的藏戏，后来又开拓藏语相声。５５年后，他与马季等９位著名艺术家一起，获得中国曲艺“牡丹奖”首届终身成就奖。
岁月荏苒，人生易老。如今已白发苍苍的土登，这样谈起大半个世纪前的“黎明”时光：“我是一个向往自由和快乐的人，而西藏和平解放打开了我心灵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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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