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版图上，安徽形如心脏。
34年前，这颗“心脏”的一阵搏动，引发了中国大地的一场划时代变革：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红手印，签下“生死文书”，率先实行“大包干”，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大幕。
对于这一不同寻常的“心跳”，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这样评价：“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
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全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越来越呈现“全面性”、“系统性”和“艰巨性”特征。富有改革创新传统的安徽，勇于探索，敢为人先，一次次挺立潮头：农村改革掀起“第三波”；基层医改作为“蓝本”推向全国；文化改革演绎“安徽现象”；城市社会管理创新开全国先河。
地处中部的安徽，一个发展中省份，人口规模靠前，经济总量居中，人均水平靠后，却在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文化、从民生到政治的诸多方面率先破冰、勇当先锋，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安徽日报特别报道组 执笔：记者李友国、陈群
对于时任庐江县庐城镇镇长刘克余来说，
这一天，庐城镇一下子变大了！按照庐江县政府的规划，罗埠乡整体并入庐城镇。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两个乡镇的合并，而是新庐城镇领导体制的一种深刻变革。刘克余说：“乡镇合并后，领导职数减少近三分之二，内设机构由8个减少至3个。所有干部实行竞争上岗，压力比过去明显大了。 ”
这样的变化几乎同时发生在全省18个县，它悄然拉开了安徽农村“第三波”改革的大幕。
安徽农村改革历来在全国具有先导性和开创性。我国知名农村问题专家何开荫深有感触地说：要透析“三农”工作，再难找到比安徽更具说服力的“活标本”了。
继农业“大包干”之后，2000年，安徽在全国开农村税费改革之先河。经过四年试点探索，2004年在全省实施农村税费“一免一减三补”，即：全面取消农业税附加，降低农业税率2.2个百分点，实行粮食直补和良种、农机补贴。当年，财政少收26.73亿元，粮食增产50多亿公斤；农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15%以上，创8年来新高。 2005年，全省取消农业税，与全国相比，提前一年终结了有2000多年历史的“皇粮国税”。
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然而，可能引起农民负担反弹的因素依然存在，农村财政供养人员多，县乡财力匮乏，乡村债务沉重，旧的农村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依旧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认为大功告成，改革就此止步，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可能很快被抵消。
于是，一场更复杂、更深刻、更艰巨的农村改革又开始了。安徽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顺应民意，抓住税费改革后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改善的有利时机，义无反顾地将改革的矛头指向了担负改革任务的基层政府。
2005年初，安徽省出台意见，决定在18个县开展农村综合改革试点。改革旨在调整乡镇布局，转变政府功能，实行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全力打造“农民想要的政府”。
农村综合改革试点的总体思路是“一个转变、三个建立、一个改进”，即：“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建立农村基层行政管理新体制，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建立三农社会化服务新体系，改进农村工作考核评价办法。 ”改革的重点是“减人、放钱、管事”。
在“减人”上，全面扩乡并村，所有乡镇精简内设机构。改革后，一般乡镇设“三办一中心”，即党政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为民服务中心；领导职数一般为7至9名。
在“放钱”上，全面实行“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乡用”，逐步实现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
在“管事”上，整合乡镇各事业性站所，实行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开，逐步建立健全政府扶持和市场引导相结合、多元化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改革最直观的成果，用基层干部的话说就是：“牌子减了，帽子少了，凳子难坐了。 ”
庐江县是此次18个试点县之一。2005年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间，全县28个乡镇撤并成17个镇，乡镇领导职数从409人锐减到153人；单个乡镇原本20多个内设机构，被新设立的党政、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三个办公室取代；所有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刘克余在此轮调整中身兼双职，书记、镇长“一肩挑”。
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与改革前相比，18个试点县，乡镇、村的数量减幅分别为27%和24%，乡镇机构和行政编制减幅分别为38.6%和16.2%，事业单位和编制减幅分别为51.9%和30%，领导职数减幅为48%；扩大了乡镇党政领导交叉任职，265个乡镇中，131个乡镇实行党政正职“一肩挑”。
改革的“减法”，带来的却是为民服务的“加法”乃至“乘法”效应。
肥西县河湾村村民张贤慧的儿子长年在外打工，需要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流入地催得急，张贤慧急急火火赶到村代理服务便民窗口。让她想不到的是，代理员当天下午就到3里之外的镇上，为她办好了一切手续。张贤慧说：“没想到这么快，真的没想到！ ”
金寨县梅山镇最远的村子离县城有35公里，过去村民办医疗救助要医院核实证明、乡镇审核证明，再到县里核实报销，一天下来连路费、吃饭和误工就是50多元，如果手续不齐还办不好，徒劳往返一次，还必须接着跑。现在简单了，一切都有代理服务，镇服务中心核实之后，直接就把钱打到个人存折上。
像肥西、金寨一样，目前全省九成多的农村实行了这种“镇村联动、集中办公、统一受理、分类办理、专人承办、限时办结”的为民服务代理制；农民办事“只进一个门，只找一个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悄悄变化的还有众多的基层干部。以前，领导班子成员多，职能重复，很容易造成内耗。改革后，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分工明确，职责明晰，且如果不“谋事”或者村民们不满意，就可能在下一轮的岗位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大家既感到了压力，又可以放开胆子干事，没了扯皮和推诿，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大大提高。
“阳光”更加普照“三农”了。农村综合改革后，金寨县的农民感到家乡变化很大，不仅一条条道路越修越好、越修越长，而且许多过去无力修复的水毁堤坝都一一筑固加牢，学校、医院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试点取得成功，到2007年初，安徽省决定以18个试点县为“蓝本”，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同时统筹推进其他各项改革。截至当年8月，全省撤并乡镇584个，撤并行政村9474个，在全国率先完成了乡镇机构改革任务。
当然，重塑乡镇只是迈出了重要一步，农村改革未有穷期。
凤阳县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当年实行“大包干”，“一年越过了温饱线”；但此后，20年都没跨过富裕坎。
小岗人困惑，小岗的干部也尴尬！
从2008年开始，小岗村以推动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为契机，开启了新一轮创业：建立农业合作社，成立互助资金，求解农村金融难题；集中规划农村建设，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推行农村社区化建设；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发挥农民自主权……今天的小岗村，已经成为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的新农村。
小岗村孕育的希望，正在江淮大地广袤的田野上延展。粮食直补、农机具补贴、义务教育免费、土地流转、“新农合”、“村村通”、公益事业“一事一议”、村庄整治……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和新一轮农村改革释放出强大活力：全省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农民增收“九连快”，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三农”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
从淮北平原到江南山区，从皖西老区到皖东大地，10多万平方公里的新农村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生产发展了，负担减轻了，农民富了。但这种富还是比较脆弱的，经不起风浪，尤其是生灾害病，就可能使一些刚刚富起来的家庭返贫致贫。因此，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亟待解决。
作为一项世界性难题，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处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交汇点，处于各种矛盾和利益调整的聚焦点，不仅是基本的民生问题，同时也是事关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
2009年，全国开启新一轮医改的大幕，安徽又一次成为“先锋”……
变化得益于当天在全省32个县(市、区)5372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试点实施的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改革。
长期以来，在“以药养医”机制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药品加成。一份调查材料显示，改革前，乡镇卫生院药品加成比例普遍在60%以上、村卫生室在80%以上，相当一部分医院的加成比例在9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167%以上。
受利益驱使，医务人员倾向于多开药、开高价药，从而实现加成收入的最大化，使患者花了很多不该花的冤枉钱，增加了不应有的负担。
更重要的是，“以药养医”像一只巨大“推手”，使药品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和医疗机构形成了利益链，生产、经销和使用高价药，使得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更加突出。
为彻底切断“以药养医”的利益链，安徽决定从
切断了利益链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资金缺口如何填补、填补多少？这个难题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
追根溯源，原因之一在于公共财政长期投入不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定位偏失。因此，改革就不能局限于药品价格的降低和购销方式的简单改变，而应立足于从体制机制上深化配套，进行深层次改革、全方位再造。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以回归“公益”为目的、以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为突破口的医改“路线图”，初露端倪。
据安徽省医改办负责人介绍，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共涉及五项内容：一是改革管理体制，将政府主办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定性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职责定位于“为群众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二是推进人事制度改革；三是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四是推进基本药物制度改革，改变“以药养医”，实行零差率销售；五是推进经费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
实施这些改革之后，乡镇卫生院呈现“五降
同时，基层医疗机构硬件设施得到大幅提升。对此，当涂县黄池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宗朝阳感触非常深：“以前，我们医院尿常规只能手工做，现在有了分析仪。以前全院只有一台电脑，现在医务人员人手一台。 ”
甚至最基层的村卫生室，也开始“鸟枪换炮”。几年前，芜湖县陶辛镇陶辛村卫生室，类似简易私人诊所；现在是6间诊室分开，配备了电脑、冰箱、空调、氧气、急救设备、紫外线消毒设备。 “这些全部是政府投入。现在的就医环境，比几年前条件最好的乡镇卫生院还要好。 ”承友明医生欣喜地说。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回归到公益性,而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医生回归到治病防病的角色,而不是推销药品的商人;药品回归到治病的功能，而不是赚钱的工具。 ”在2011年全国“两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医改办公室主任孙志刚用“三个回归”来概括安徽医改带来的变化。
2011年4月，安徽医疗卫生综合改革任务基本完成，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年实现“基本药物全覆盖”，惠及全省6800多万城乡居民。
然而，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基层医改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人担心医改“迷路”，甚至有人担心走“回头路”。
2011年下半年，安徽全面开展医改“回头看”。 “回头看”的结果，是形成了被称为基层医改政策的“新30条”，从完善机制、提升能力、规范运作、筑牢网底等4个方面，为巩固和深化医改保驾护航。
截至目前，在全国医改的五项改革中，安徽已基本完成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等前四项改革，第五项改革即公立医院的改革试点，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医改三年，安徽公开选拔乡镇卫生院院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1629人。全省1262个乡镇卫生院，共核定编制57330名，较改革前增加近3万名。分流了2.1万多无资格、无职称、长期在编不在岗人员；充实了1万多名医学专业大中专毕业生，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上升到87.2%。 98.2%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兑现了绩效工资，在岗人员平均收入提高32.2%。各级财政拨款增长2倍以上，政府主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纳入政府编制管理和财政保障。
安徽医改模式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认为：“安徽省从源头出发，通过综合改革，从根本上破除以药养医的老制度，建立公益性的新制度，扭转医务人员激励机制，规范药品流通秩序，突破了最难啃的硬骨头，成为全国医改的重要突破口。 ”
文化与经济，向来就是相伴而生的。经济发展为文化繁荣提供了现实基础、丰富资源和市场空间，文化繁荣又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软实力。
“安徽的崛起，必然包括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的崛起；建设美好安徽，必须强化以文化为灵魂的精神支撑。 ”安徽决策层深刻认识到，要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赢得主动，加强文化建设是重要突破口和增长点。
走进安徽教育出版社，最引人注目的是以大幅橙色“e”标识的办公区域，那是教育社旗下网络公司于去年重磅推出的全媒体数字出版运营服务平台——“时代e博”。
“时代e博”上线运营仅几个月，就在主动推送服务、数字内容分销、主题数字阅读、机构社区推广等应用上表现卓越，签署的合作出版机构达近百家，与澳大利亚、美国、荷兰多家版权机构达成数字版权合作意向，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文在线等数字运营机构开展多项业务合作。
“要是在以前，这是很难想象的，是改制带来了变化。 ”安徽教育出版社副社长阮怀伟深有感触地说。改制前，阮怀伟在安徽科技出版社负责销售工作。 “那时是事业单位，面对市场，心态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没什么压力。 ”
2005年底，“改制”这个听上去还很陌生的词，突然进入阮怀伟的生活。很快，安徽出版集团成立，安徽科技社等11家出版社整体转企改制。阮怀伟和其他人一样签订了劳动合同，从一名事业人彻底变成了企业人，不仅身份转换，岗位职责、绩效考核、薪酬等都随之转变。
同样是负责销售工作，阮怀伟感觉变化太大了。 “以前，产品形态单一，只与新华书店打交道，我卖书，你买书。现在，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销售不仅要重视渠道和平台建设，更要融入整个行业。市场开拓、创新意识、数字化转型，整天都在脑子里。 ”阮怀伟说，“改制改变了我。就我们集团来说，改制七年，相当于再造五个出版集团。 ”
在安徽文化单位，许多人都有着与阮怀伟大致相同的心态经历。
2003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首批试点工作启动，安徽不在其中。是等一等，看一看？还是自加压力，自求发展？安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出路。 ”改革，首先从出版发行领域突破。随后，合肥、芜湖、安庆、淮北等市以及安徽日报报业集团、省直演艺院团等单位开始“自主试点”。
2009年，改革在全省范围内展开，省、市、县上下联动，文化演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全领域推进……
到2010年6月底，安徽提前完成文化体制改革重点任务。 17个市、105个县(市、区)实现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局合一”；15家出版社、84家新华书店、85家电影公司、86家电影院、62家演艺院团完成转企改制工作；报业、出版、发行三个集团推进二次改革，演艺集团、广电集团又相继成立，文化企业龙头阵容形成。
在2011年和2012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安徽省暨所有省辖市荣获“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地区”，连续两年“满堂红”。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大发展，哪里就有新气象。
“喜迎客，唱欢歌，茶戏楼里无穷乐。宾至如归今古同，黄梅飘香，情深意浓。 ”每晚8点半，合肥市中心城区，一曲黄梅调《喜迎客》拉开了“天仙配”茶戏楼演出的序幕。然而，几年前，这里还是省黄梅戏剧院的一个废仓库。听到院团要改制的风声，剧院决定先搞一块试验田，蹚蹚市场的路。戏楼改建需要126万元，剧院将其分成210股，让全体员工自由认购。茶戏楼当年纯利润就达到18.6万元，并让合肥有了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高档文化场所，很多外地来旅游、出差的客人直呼过瘾。
庐剧专业出身的演员宋丽，自1987年进入全椒县庐剧团，20年没演过戏。出于对庐剧深深的爱，她一直舍不得离开。 2010年5月，在全省文化体制改革大潮中，全椒县将庐剧团与南屏影剧院合并，组建文化传媒演艺公司，让这个一度面临倒闭的剧团重获新生。2011年初，演艺公司开始精心创作编排取材于名著《儒林外史》的大型古装庐剧《匡超人》，宋丽重新登上舞台，出演主角，收入由以前每月几百元增加到2000元左右。 “收入倒在其次，没想到我还能在庐剧舞台上发展，实现了我多年的心愿。 ”如今，宋丽兼任演艺公司市场部经理，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剧院成为市场主体，生存的压力变成了竞争的动力。多演多得，优演优酬，不演不得。 ”这是芜湖艺术剧院艺术编导吴洁的真切感受。2006年，芜湖市整合市属4家剧团的全部资源，成立国有独资的芜湖市艺术剧院。 “事转企”，带来的是艺术生产力的大解放。论资排辈被打破，演员只要有“真玩意儿”，就能被破格任用，一大批年轻演员脱颖而出。更为可喜的是，艺术创作的参照系由获奖变为市场，剧院开始真正把艺术作品当作产品来打造。改革后，年演出场数和收入额分别是改革前的5倍和20倍。
“净资产收益率”、“保税仓库”、“业态创新”、“投资回报率”、“净利率”、“资产负债率”……今天，这些经济领域里的专业术语，已经成为文化单位负责人运用娴熟的“日常用语”。
“新话语体系”的背后，不仅是观念理念之变和体制机制之变，更是文化眼光、文化理想的深刻变化。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安徽大胆探索，敢闯新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与大型跨国传媒集团南非米拉德集团合作，组建新安传媒有限公司，是全国第一个党报集团的中外合作项目，被誉为“文化产业跨洋合作的创举”；安徽日报社在全省全面自办发行，创造了党报发行体制改革的“安徽模式”；兼并亳州晚报社，开创省级党报兼并市级党报的先河。
安徽出版集团是全国第一家集团组建同时完成整体转企改制的出版企业；重组科大创新，成立“时代出版”，又成为我国出版领域第一家真正的主业整体上市企业。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在全国首创“乡村便民店”，大力推进混业经营，“包袱”变成了“财富”；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股份制改造，“皖新传媒”整体上市，创造了国有文化企业产权规范转让、国有土地作价出资、跨行业收购出版社等诸多业内第一。
安徽卫视不仅成为收视覆盖率全国第一的省级卫视，更是唯一一家最先在31个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以及港澳台地区实现全面覆盖的省级卫视。
统计显示，“十一五”期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0%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省属文化企业资产由改革前不足30亿元增长到300多亿元。
从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到俄罗斯印刷市场……世界文化大舞台上，活跃着“文化皖军”的身影。安徽出版集团实现了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投放，在俄罗斯兴建的新时代印刷公司是全国唯一“走出去”发展的印刷企业，旗下华文国际贸易公司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进出口企业。芜湖方特欢乐世界的项目整体输出到伊朗、南非、乌克兰等国，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大型文化主题公园出口国。原创58集动画片《黑脸大包公》登陆北美、日本，实现国产动画电视剧登陆日本市场“零”的突破。安徽演艺集团创排的杂技项目，常年热演欧美市场。
在2009至2010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中，我省7家文化企业、8个文化项目名列其中，入选的企业和项目总数位居全国第六、中部地区第一。
人们印象中“农业大省”、“能源大省”、“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安徽，悄然进入了“动漫大省”的行列。借助文化与科技融合，安徽已经拥有合肥、芜湖国家级动漫基地，拥有已连续举办三届的中国(国际)动漫创意产业交易会。在文化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布的2011年度通过国家认定的动漫企业名单中，安徽有8家企业上榜，入选企业数与北京、湖北并列全国第三位。
文艺百花园精品迭出，徽风皖韵绽放异彩。电影《第一书记》、电视剧《新安家族》、话剧《万世根本》、黄梅戏《雷雨》、舞剧《徽班》……一批富有时代特色的徽字号精品力作在全国叫响，仅“十一五”期间就有249部文艺作品荣获各类全国性大奖。 “江淮情”大型演出、“中国农民歌会”等，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百姓喜爱的公共文化品牌。
“耳朵有听头，眼睛有看头，农闲有学头，生活有奔头。 ”在文化企业“豁出命来往前奔”、实现跨越发展的同时，安徽省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同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广播电视“村村通”、基层文化馆站、农家书屋建设被纳入“民生工程”；省博物馆新馆等一批重点文化工程建成投入使用；1600多家民间文艺团体常年活跃在基层……
安徽是文化资源大省，过去外界大都只知道历史上的安徽文化名人。文化改革发展使这种状况得到了近乎颠覆性的改观。
“‘安徽现象’其实就是‘一把手工程’”。省文改办负责人介绍，安徽主动与试点地区同步开展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每年都列入省委常委会工作要点，进入省政府工作报告。文化产业被列为全省八大支柱产业之一，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难题都被置于全省的层面，认真对待，及时解决。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像支持工业、农业一样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样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像加大经济发展力度一样加大文化产业发展力度，像培育工业大企业大集团一样扶持、培育文化企业集团做大做强，像改善经济发展环境一样改善文化发展环境。
可以说，没有省委、省政府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上的“一把手工程”，就没有文化产业的“安徽现象”。
除了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多重政策保障是缔造文化体制改革“安徽现象”的不可或缺因素。
文化体制改革之初,安徽就结合实际,在社保、土地、税收等多方面,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支持文化改革发展的优惠政策。 2006-2009年四年间,为转制文化企业减免税收近10亿元。从2009年起,每年又拿出1亿元作为文化建设专项资金,5年不变。此外,还从文化投融资体系建设上为文化体制改革助力。
“努力打造充满活力的文化强省”。安徽省第九次党代会再次吹响了文化改革发展的强劲号角。今年5月，一个被称做“1+
一个徽风皖韵的文化强省正悄然崛起……
无论哪项改革，人都是其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社会管理创新不仅能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更意味着一场新的变革契机。
皖江之滨，一个建市50多年的工矿城市，在城市社会管理方面又成为全国首个“吃螃蟹者”——这就是铜陵。
“这要是在以前，没有居民找上门来投诉，我们肯定不会主动走出去。 ”曾经在街道坐了近20年办公室的张德仙，谈起变身社区工作者的感受，连声感叹，“变了，变了，真的变了！我自己越来越感觉不像街道干部，而是一个责任大压力大的社区服务者。如果居民对我的服务不满意，在考核和票选时一定会让我非常难堪。 ”
张德仙所感受的变化，缘于两年前的一场改革。
2010年7月起，铜陵试点撤销街道办事处，把原先10个街道办事处和61个社区工作站整合为23个社区居委会，变“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管理为“市—区—社区”三级服务。
“街道办事处”这一在我国存在50多年的行政机构，从此退出铜陵市市民的生活,铜陵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个全部撤销街道的地级市。
街道撤销后，其经济管理、城管执法、司法行政等主体职能收归区直相关部门，而社会管理、服务事务等职能，则与人员、经费和资源一起“下沉”到新成立的社区。
原在石城路街道的张德仙就是与数百名街道工作人员一起被“下沉”到社区的。经过竞聘、社区直选等程序,张德仙当上了鹞山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兼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党工委委员。
但在居民口中，张德仙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称呼——“网格人”。改革后，铜陵社区全部实行网格化管理，每300户左右居民配备1名社区工作者。社区工作者作为“网格人”，必须主动上门为居民提供贴近、贴身、贴心服务，同时及时收集居民的相关信息。社区实行开放式办公，各项业务“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分类处置”。社区工作者的工资与居民满意度直接挂钩。
谈起改革的动因，铜陵市民政局事业事务科科长施立平告诉记者，2009年初，市委常委集体到铜官山区调研，在谈到街道情况时，发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街道成了居民服务的“隔热层”。作为区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常扮演“二传手”角色，“往往是从区里领任务，再布置给社区居委会”。这样一来，街道和社区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就会产生职能错位、功能雷同、职权不配套等现象。街道作为中间层，集聚了大量人权、财权和物权，而社区由于受资源、职责的限制，很难及时、有效地为群众提供服务。由此产生的后果是“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
“现在办事，确实比以前方便多了。 ”金口岭社区居民江庭平赞不绝口。他说，撤销街道前,低保申请程序是先在社区居委会申请,社区居委会将材料汇报给街道审核,街道审核后再把材料提供给区民政局,然后从民政局到街道再到居委会,要一个多月。现在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直接办理民政社保、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等事务。办低保到社区10天就可办完,办老龄证更是比以前省了将近20天。
“更重要的是，居民说话比以前更管用了。 ”螺蛳山社区居民陈光平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去年3月,辖区内一家名叫华金矿业的企业要扩建一个市级选矿厂,该项目是政府通过招商引资近两个亿而来,然而要扩建就要占用周边的绿地,对此,家住附近的居民提出了异议,反对这个选矿厂的扩建项目。规划公告刚贴出来的时候,有几百名居民向居委会反映情况。为了给群众一个交代,社区把居民代表、市里规划部门、环保部门的相关人员请到了一起,经过一周内的数次居民代表会议讨论,社区居民形成了一致的反对意见,该项目最终被政府否决。
从“替民做主”到“让民做主”，在推进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铜陵一直把去行政化、强化居民自治作为主攻方向，让社区居民在公共事务上有更大的自治权。
“现在只要是涉及老百姓利益的事情,社区都要最大程度地尊重老百姓的选择,让老百姓参与进来，自主决定。 ”铜官山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爱林说，以小区整治为例，政府相关部门拿出一个初步方案，在社区公示；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广泛听取意见；然后政府投入多少钱、社区拿多少钱，全部交给社区，由居民自己去决策。
“很多事情让居民来做主，反而比政府出面更容易解决。 ”阳光社区工作人员艾梅感触颇深，“小区里要建活动室，有人想建棋牌室，有人想建乒乓球室，怎么办？让大家投票表决！如果我们拍板定夺，居民们可能不买账。 ”
铜陵市委书记姚玉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任何一项改革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社区工作者收入增长机制和社区工作考核评价体系，让更多优秀人才愿意在社区工作。同时将健全相关制度，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积极性。特别是要发挥社区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努力通过深入扎实的社区工作收集民意、掌握民情，做到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铜陵模式”引起全国广泛关注。今年2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到铜陵考察调研后指出，铜陵社区综合体制改革方向对头、条件成熟、决策正确、效果成功，在全国相当地区具有推荐和借鉴意义。
新潮拍岸急，船挂满帆行。 “安徽今天发展的大好局面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在打造“三个强省”、建设美好安徽新的伟大征程中，凭借改革创新的强大引擎，安徽必将涌起更为迅猛的发展势头……
信息来源：安徽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