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彭德怀的病房是病区西边的最后一间，这间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靠近床尾伫立着一位面无表情地紧盯着他的军人，一个班的战士一天24小时三班倒地看守着他。房间里除了几本《毛泽东选集》及几张过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显得空旷阴冷。

　　为了限制他的活动，他想写字，不给笔，他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屋内更显得冷清和死寂。

　　也许看到我是新来的医生，他指着床头病历卡片对我们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没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顾自愤愤不平地说下去：“我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我写信给主席，符合原则，我是根据国内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内容而写的，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竟说成意见书呢？说我怀有什么阴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都不对。但我是有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开除党籍，准备和老婆离婚，准备杀头！”“我从来不怕死，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说完了便仰天长叹。

　　此后，我时时刻刻感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所以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此时，手术后1年零5个月的彭德怀，癌症已扩散到肩部、肺部及脑部，身体每况愈下，受尽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对自己的病总是置之度外。

“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

　　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他仍每天数次到卫生间里，自行清洗大便，为假肛换熬料。医生、护士要帮忙，他挥手拒绝，说：“太臭，你们走开！”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满肚子的话倾吐出来。

　　他激愤难平地说：“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总头目，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庐山，我以私人名义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还有就是在上庐山之前，我出访了东欧一些国家，因此说我‘里通外国’，搞什么‘军事俱乐部’，这完全是强加于我，我绝不承认，因为本来就是子虚乌有嘛！”

　　他不停地说：“说假话，搞浮夸吃香；说实话，讲真话有罪。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有时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真话？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主席反映情况嘛！”他不时流露出有话无处诉说的心态，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泪，念叨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名字，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郁闷。

　　每次查房，总听见他喃喃自语：“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怀一生最敬佩的人。我俩在一起三十多载，历经多少风风雨雨，坎坷磨难，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说我像猛张飞，既有其粗，亦有其细，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几段发言，为什么竟惹出你这么大的火气？你是不是‘万岁’声听得多了，听不进一点儿逆耳忠言了？这样就太可悲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人们有时喊你一声‘万岁’，是出于对你的敬仰和热爱，如果张口闭口高唤‘万岁，万万岁！’这就让人怀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还是别有用心。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长命百岁！”

　　在最后的日子里，这些话他反反复复地说，医护人员虽然不便与他交谈，但这些话大部分都记录在病历上。

梦中大喊：“冲啊！同志们……”

　　有时，他会突然变得很沮丧，呆呆地望着窗口投射进来的一束光线发愣；有时，他会痛苦地闭上眼睛，或许是沉浸在回忆里；有时，他会独自流下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旧事。

　　“主席，你什么时候变得听不得不同意见了呢？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啊！你过去的宽宏大量到哪儿去了呢？你被左倾路线排挤的滋味难道不记得了？你批评王明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你提倡‘海瑞精神’，你讥讽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难道也忘光了？主席啊主席，你变了！”

　　我们医务人员想尽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缓解，他就会不停地说下去：“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了，或让我解甲归田，回家当农民吧！这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怀有错，可也有功，功一面，错一面，总可以吧？但不能说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样说，我不服！”

　　“否定我彭德怀事小，否定历史，否定事实，否定真理，否定党的原则事大啊！”

　　我负责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冲击的老帅，但别人都比较安静，只有彭德怀的病房里，常常响起他的吼声。

　　他不愿答应医生查房时的询问，对如何给他治疗，用什么药，从不提出疑问及要求。他有时双眉紧锁，沉默无言。夜深时，我们曾听到他梦中大喊：“消灭敌人！冲啊！同志们……”接着，便是很长一阵无休止的咳嗽。

　　总感觉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毛泽东诉说，喋喋不休地喊：“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我要见毛泽东！”我们医生、护士爱莫能助，也不敢跟他多说什么，只好这般安慰他：“情绪不要过于激动，思想不要考虑太多，以免影响身体。”

　　他反倒把声音提得很高，两眼直盯着专案人员及看守战士手里的笔记本，“你们记吧！就说我有意见，有气。要是把我现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们才是！”

    信息来源：新华网读书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