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为激浊扬清，弘扬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优秀政治文化，近日，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院、省社科联组织省内部分专家学者，围绕“安徽传统文化与政治文化”座谈研讨。 6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发言，现摘要刊发。
加强对安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整理与研究
省政协副主席 李修松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发展的文化土壤，其中的优秀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内在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安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曾涌现出老子、管子、朱熹等大思想家，曹操、朱元璋等政治家，包拯等著名清官，张英、张廷玉父子等名宦，以及新安理学、桐城文派等影响巨大的学术流派，安徽传统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政治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博大精深，许多思想理念与治理之道能够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的启示，是政治文化建设丰富的宝库。如老子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就是教育人们尤其是统治者要按规律办事、不乱作为，从而能做好任何事情。老子的“大道至简”思想，教育人们要善于抓住本质、提纲挈领、执简驭繁、注重实效。老子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思想，不仅体现辩证思维，而且也是“民本”思想的重要来源和依据。又如，在治理之道上，有管子的“以民为本、张扬四维(礼义廉耻)、藏富于民”等，曹操的“唯才是举、严明法治、以俭率人”等，朱元璋的“惩治贪官、轻徭薄赋、再兴科举”等，包拯的“勤政爱民、执法严峻、严以治家”等，朱熹的“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王道以得民心为本”等。再如，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政治修为高深。张英著有《聪训斋语》，告诫子孙“务本力田，随分知足”“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张廷玉著有《澄怀园语》，强调“为人要善良，不可生恶念”“为官清廉乃分内之事”等。新安理学、桐城文派这两大学术流派的学术成果及其体现的思想理念，不仅包含较为丰富的政治文化内容，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其群体人物乃至徽州、桐城地区从政者的思想言行，这两个地区当时从政者大多能律己尽职，贪腐倾堕者罕见。
当然，安徽传统文化中也确有一些诸如追求金钱美色、拉帮结派、内耗、贪腐等劣质成分，但这显然不是主流。至于当今社会出现的一些贪腐案件如陈、杨、周案，有传统劣质文化影响的因素，但不能简单归咎于传统文化。他们作为高级领导干部，无视党纪国法，放纵一己私欲，失去信仰，丧失意志，三观尽毁，贪污腐败。这与传统政治文化所倡导的修身立德、以民为本、尽忠守职、率先垂范、严以治家等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为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抓紧整理、研究安徽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为营建当代政治文化筑牢根基。在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开展分系列、分专题研究，既研究体系与内容，又研究传承与创新。第二，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用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提升广大干群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自觉抵御一切庸俗腐朽文化的侵蚀。第三，加强相关制度建设，用制度约束干部行为，促使他们积极向上、努力进取，做党和人民的好干部。
徽州仕宦文化与政治文化建设
安徽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王世华
徽州文化中蕴藏着丰富而宝贵的政治文化资源，整理和研究这份遗产，对于我们加强政治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上几次中原大移民给徽州带来中原儒家文化，使一向“鲜知礼节”的古徽州开始由“尚武”转向“尚文”，风俗日益趋向文雅。入宋以后，出现“名臣辈出”局面，两宋期间徽州出了783名进士，明清时期出了1303名进士。 《新安文献志》记载了141位名宦事略，他们或高风亮节，或政绩显著，或学问渊博，代表了徽州仕宦的群体形象。
明清时期，徽商兴起，对教育也高度重视，徽州仕宦更多。由于经济繁荣，社会风气趋向奢靡，人们面对的诱惑也越来越大，但徽州官员总体上经受住了考验， “出为廉吏者什七”，大多清廉自律、洁身自爱。如歙县吴苑，清康熙年间擢为国子监祭酒，国子监旧有潜规则：国子监生初入监要缴“到监之费”，毕业要缴“出咨之费”。吴苑知道后说：“师道也，而以市道交可乎？ ”因此将这些潜规则“尽涤除之”。王茂荫曾任户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但他不住官邸，不带家眷，长期住在徽州会馆里。在这些人的头脑里，做官不是为了发财，而是忠君报国，虽官居高位，却两袖清风。如明代歙县程琯“世世为廉吏”，死时“至不能买山葬，葬县郊义冢地”。明代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许国，死后“室无余藏”。除廉洁自律外，明清徽州仕宦还具有“骨鲠棱棱，奋不顾身”的刚正不阿品质。那些出任地方官的徽州人，也能勤政爱民、造福一方。所有这些表现，都反映了一种文化——徽州仕宦文化。
为什么徽州官员能够形成这样的仕宦文化？首先，是程朱理学的长期熏陶。儒家文化对徽州影响很大，尤其是程朱理学在徽州深入人心。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所有过分的欲望都要消灭，这成了他们的信条。这样就使他们树立了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观、义利观、理欲观。面对各种诱惑尤其是钱财的诱惑，他们往往能把持得住。这就是心中有信仰、行为有底线、凡事有规矩。其次，是优良家风的世代影响。徽州是宗族社会，宗族制度十分牢固，族规家法很严，如《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家规八十条》就对子孙如何做官提出了严格要求：“子孙有发达登仕籍者，须体祖宗培植之意，效力朝廷，为良臣，为忠臣，身后配享先祖之祭。有以贪墨闻者，于谱上削除其名。 ”谱上除名，就等于开除族籍。族规家法对个人成长影响很大。再次，是“立品为先”的教育结果。徽州人重教，重教又以“立品为先”。如绩溪商人章策训勉已是诸生的儿子“尤以立品为先，词章为末，务崇实学，勿鹜虚名”，清代黟县商人胡作霖教其子“非关因果方为善，不为科名始读书”。可见，徽州人极其重视子弟的品德教育，这为他们将来清廉为官打下了人生的底色。
老庄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元素
省社科院研究员 余秉颐
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流派，在历史上都对政治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发源于安徽地区的老庄文化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老庄文化的精髓，一是无为思想，一是超脱精神，它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正是通过其无为思想和超脱精神表现出来。
老庄文化的无为思想，开启了中国政治文化无为而治、与民生息的治国理政之道。当儒家、法家等学派提倡以德治国、以法治国等主张而有为于天下时，道家却标举“无为而治”。老子从“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出发，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就是“无为”即尊重事物的内在本性，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保持事物之中本来存在的平衡与和谐，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之功效。正如《老子·五十七章》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庄奠定了道家思想的根基以后，江淮地区成了道家文化的中心。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发挥老庄学说，并澄清了人们对无为思想的误解。《淮南子·原道》说：“所谓无为者，不易自然也。 ”意思是，“无为”是指不要人为地干预事物自身的发展状态和规律，并不是那种“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的无所事事。 《淮南子》还进一步提出“通而无为”的思想，即“无为”要建立在“通”的基础上，在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无为”。盛行于汉初的黄老之学，推崇老庄思想而兼采法家等学说，汉代“文景之治”正是建立在其所倡导的“清静无为、与民生息”思想基础之上的。秦汉之后，中国历代统治者中有不少推行“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等做法，也表明老庄文化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之大。
老庄文化的超脱精神，为中国政治文化提供了重精神追求、轻物质利益的理想人格标准。庄子《逍遥游》将富贵荣华视为人生的负累，而将精神的超脱与升华视为人生的真谛所在。庄子说，人不应该被外在的富贵荣华所诱惑、役使。庄子认为，人的生活并不需要大富大贵，因为“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为政者应该追求精神的超脱和升华而看轻物质利益的获得，做情怀高尚的人。老庄文化的这种超脱精神，为中国政治文化提供了为政者理想人格的重要原则。儒家认为为政者的理想人格首先是忠君、孝亲、守礼，同时也包括重义轻利甚至舍生取义等品格。在这个问题上，老庄文化与儒家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
老庄文化的超脱精神，在历史上曾被误解误用，被当作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但从中国政治文化的角度看，超脱精神正是为政者应具备的品格。
桐城文化对政治文化建设的启示
省社科院研究员 钱念孙
桐城派作为诞生于安徽的地方文学流派，为什么能产生全国性影响，并能称雄清朝文坛两百余年之久？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桐城文化作为儒家正统文化的综合载体，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
桐城文化的兴盛与桐城大家族的崛起密不可分。明清两朝，桐城人科举应试，除去为数众多的秀才不算，中进士者235人、中举人者793人，担任七品以上官职者高达786人，其中尚书9人。如此庞大的官员知识分子队伍汇于一邑，多集中在方氏、姚氏、张氏、左氏、马氏等为代表的一批大家族之中。他们既是官府不同层次权力的执掌者，又在知识文化上居社会领先方阵，且相互激励，世代相传，这为桐城文化的繁荣与传扬培厚了优越的土壤，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当时从官府到学界，桐城派声势浩大，各地名流如曾国藩、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张惠言、严复、林纾等，都翕然从之，并以受益于桐城派为荣。
崇文重教，修身立德，是桐城文化的重要特点。从明代中叶到整个清朝时期，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人更多。许多学子在科举考试中黄榜题名乃至蟾宫折桂，或出仕做官，建功立业；或坐镇一方，传道授业，在立德、立功、立言等方面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家喻户晓的“六尺巷”故事，便是官员严格约束自己及家人，礼让邻里的佳话。
经世致用，矢志报国，是桐城文化的又一重要特点。桐城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理念，吸收了程朱理学、阳明学说的有益成分，洋溢着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和矢志报国情怀。这主要体现在桐城官员身处其位，力谋其政，务期“分国之忧，除民之患”。他们为官多秉道遵法，律己甚严，遇到困难时多直谏敢为，虽获罪而不悔，涌现出许多名臣与循吏，如马孟祯、左光斗、姚文然、张英、张廷玉、方苞、姚莹等。经世致用的特色，还表现在桐城学者的治学风格中。方学渐的著作被《明儒学案》列入泰州学派，《四库提要》称其“一扫虚无空寂之说”。方以智主张治学须“诵日躬效而兼之”，把实践(躬效)摆在突出的位置。吴汝纶考察日本，著书立说，兴办教育，更是为了实施“以夷制夷”之法，与先贤经世致用、矢志报国的思想一脉相承。
桐城文化中崇文重教、经世致用等传统，对今天政治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领导干部要注重读书，加强学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所说：“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领导干部注重读书学习，不仅能提高知识水平与领导能力，提升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而且还会起到典型示范作用，有助于推动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
推进政治文化建设要科学辨析传统文化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李明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新形势下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关注政治文化建设不能离开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加强政治文化建设需要对安徽传统文化及其对政治文化的影响进行客观辩证的分析。安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在安徽传统文化中，与政治文化高度相关的廉政文化、官宦文化非常发达，如包公精神千古流芳、六尺巷礼让成千古美谈等。对此，我们要加以传承与弘扬。当然，封建社会的廉政文化中的愚忠性、伪善性，官宦文化中的厚黑学、官场术等成分也混杂其中。对此，我们也要有清醒认识，并坚决摒弃和反对。
从文化学角度看，一定的文化总是或多或少影响人的行为和生活，包括人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生活。安徽各种地域文化长期共存发展，相得益彰，缘于安徽地理环境、社会历史、语言风俗等因素，它们之间又确实存在较大差异，这就使得安徽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与多元性，也反映出安徽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这种包容性一旦失去原则，就可能滑向没有底线的“纵容”，乃至对失误、错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文化多元性主要是以相对单纯的地域来划分，这种地域性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演变为某种狭隘性，这种狭隘性折射到政治文化可能会发酵成宗派意识，甚至团伙意识，这也是我们在梳理安徽传统文化时需加以注意的。
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安徽传统文化也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儒家文化具有很强的国家意志、集体意识和强烈的家国情怀。这些意志、意识和情怀成为支撑中华文明绵绵不绝的重要文化因子。儒家文化是以伦理为本位的，且非常重视家庭伦理。但儒家思想在与百姓实际生活的交融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某种文化异化现象，如家国情怀可能会异化为家庭意识，甚至是家庭利益意识，更甚者异化为个人利益意识。虽然这不是儒家思想的本意，也不是传统家国情怀的主流，但会对人进行精神上的蚕食。
在农耕社会和封建时代，人的价值认同通道相对狭窄，做官成为提升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官本位”意识成为某种集体无意识。“官本位”意识一旦与市场经济环境结合，再若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想做官又想发财”就会成为某些失去理想信念的领导干部的错误追求。加强政治文化建设，要坚持立破并举，激浊扬清，一方面要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另一方面要着力消除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负面影响，建设良好政治文化，净化优化政治生态。
建设党内政治文化重在唱响“三部曲”
安徽日报政治新闻中心首席记者 吴林红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正本清源之举。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唱响“三部曲”，即紧扣一条脉络、把握两对关系、抓住三个重点。
紧扣一条脉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融通党的优良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努力实现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这一重要论述精辟概括了党内政治文化的精神脉络、建设路径和发展目标，是新形势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 “融通”是一种胸怀天下、海纳百川的境界，也是一种博采众长、志存高远的追求。中国共产党站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高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建设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政治文化。这个政治文化融中外文明之精华、通古今政治之大道，体现了真理性和价值性、民族性和开放性、传统性和时代性的有机统一。
把握两对关系。把握破与立的关系，做到破立并举。当前要按照省委部署，做到“六破六立”：坚决破除信仰迷茫，牢固树立忠诚文化；坚决破除官场术，牢固树立清正文化；坚决破除“潜规则”，牢固树立法纪文化；坚决破除权钱交易，牢固树立“亲”“清”政商文化；坚决破除亦官亦商，牢固树立公仆文化；坚决破除奢靡享乐之风，牢固树立艰苦奋斗文化。把握知与行的关系，做到知行合一。“知”是真知，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行”是笃行，要做到一往无前、百折不挠，自觉践行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共产党人价值观，坚决抵制一切庸俗腐朽政治文化侵蚀。
抓住三个重点。抓主体。各级党组织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充分调动“绝大多数”的参与热情，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努力形成以上率下、上下联动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大格局。抓载体。要谋划落实有效的载体，重点打造思想理论武装工程、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努力提高思想修养、政治素养、品德涵养。创新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等，真正把红色基因融入党员干部的精神血脉。抓一体。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相辅相成，只有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建设，才能全面融入、全面贯通、全面提升，努力实现政治生活严肃健康、政治文化正气充盈、政治生态山清水秀。
信息来源：中安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