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安江模型”到“新安江实践”
中科院院士、武汉大学水安全研究院院长夏军
当年，建设新安江水库创造的“新安江模型”具有国际广泛影响，对世界水文科学做出了卓越贡献。如今，“新安江实践”又走上历史舞台，展现了时代担当。新安江生态补偿试点的成功实践，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体现，也为水系统治理、水环境保护与水生态恢复、生态水文学等水科学研究提供了样板。
从水文计算模型到生态补偿试点，扛起生态文明建设重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水文学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创建了用于产汇流分析和洪水演算的计算方法，并在七十年代初，在中国自主设计、自主施工、自主管理的第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新安江水电站的洪水预报调度、保障防洪安全、提高发电效率中得到成功应用。水文学家将这种“流域分单元、蒸散发分层次、产流分水源、汇流分阶段”的计算模型命名为“新安江模型”，成为中国在20世纪对世界水文科学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30年后的2010年，新安江流域在全国率先启动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经过8年的实践，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一是突出规划引领。坚持把科学规划和项目库建设作为高水平推进治理的重要支撑。二是突出系统治理。坚持水上与岸上、上游与下游并举，持续推进河面打捞、网箱退养、河道疏浚、采砂治理、生态移民等多项工作。三是突出绿色产业。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培育绿色食品、文化旅游、智能制造等产业集群。四是突出开放交流。策划举办国际性水生态论坛等活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政产学研”结合，既扩大国际影响力，又提升科技水平。
从传统水文学到生态水文学，开启水科学研究新领域。 20世纪是“石油世纪”，21世纪将会是“淡水世纪”。缺水和污染是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瓶颈之一。要解决我国水安全问题，需要多学科的交叉与创新。生态水文学是传统水文学和生态学交叉的新兴发展学科，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当前和未来20年重要的学科发展方向。加强对生态水文学的研究，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我国的生态水文学学科发展战略，应包括五方面的内容：一是科学研究计划，包括生态水文学全国试验观测网与大数据研究计划、全球变化及其区域生态水文响应科学研究计划等。二是重点研究项目，包括生态水文过程演变及规律、全球变化下的生态水文响应与适应等。三是学科建设，包括明确学科定位、构建学科队伍、建设学科基地等。四是国际合作，包括建立学术合作关系、人才联合培养等。新安江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应该在生态水文学发展战略中做出新的贡献，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重大需求，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水平的提升。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实现人民幸福美好愿景。新安江生态补偿试点取得了生态、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多重效益，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但是，有了绿水青山，还必须将之变为金山银山，让为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上游地区享受生态保护红利，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一是发挥流域生态优势，突出绿色发展，做好水和生态“大文章”。把生态、旅游、第三产业与水资源相结合，对优质原水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发展水经济、水产业。二是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长效机制，以新安江为纽带实现上下游的经济联动。上游留住好山好水，下游要大力支持和帮助上游发展绿色产业，实现共建共享。三是探索启动基于水量和水质的水权研究和交易试点，以及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四是发挥“新安江模型”国际声誉和生态补偿试点经验优势，积极主动纳入国家层面生态水文研究框架，不断扩大国际影响，促进黄山加速绿色发展。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马乐宽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最根本的在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当前，新一轮试点工作正扎实开展，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提升新安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践行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是调整了黄山市的目标管理考核体系，有效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流域水质保护目标责任，践行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的正确历史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二是将新安江生态建设与民生工程有机结合，获得全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广泛参与，逐步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践行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全社会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全民行动观。三是在保护和改善新安江水质的基础上，推动了流域上下游协同共治，同时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维，开展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践行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四是坚持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持整治与长治并举并重，倒逼发展质量不断提升，践行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还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课题。一是发展与保护矛盾突出，水质“保优”难度加大。目前，流域上下游在人均GDP、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等经济指标上有较大差距，上游群众脱贫致富的愿望强烈，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压力持续增加。在水质改善方面，街口断面除总氮外，其他指标基本保持在Ⅰ至Ⅱ类，可继续优化提升的空间进一步缩小；从下游浙江省小金山断面来看，汛期部分月份总磷出现超标，对上游面源污染治理提出更高需求。二是补偿方式单一，补偿标准难以满足实际保护需要。多元化补偿方式尚未开展，补偿标准与每年水环境保护投入的治理资金相比，缺口较大，缺乏对上游地区发展机会成本、污染治理成本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因素的考虑，生态产品的稀缺性未得到充分反映。三是后续投入压力较大，补偿资金使用范围较窄。新安江上游流域现有财力较为薄弱，可持续性投入难度较大。对于作出牺牲的生态保护者以及民生等方面，还缺乏直接或间接补偿。
推进和完善新一轮生态补偿试点需要多点发力。一是水质保护方面，继续深化流域系统保护和治理，重点加强流域氮磷面源污染防控，有效控制流域面源污染；从流域统筹保护的角度，开展总磷河湖标准衔接、系统防控方面的研究。二是补偿机制方面，在现有补偿方案和补偿协议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合作方式和内容，在产业输出、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训等方面形成全流域战略合作，协商确定常态化补偿方案，根据情况变化动态协商调整。三是资金筹措方面，建议财政部门要积极推动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同时，建议中央财政继续予以一定期限的适度补助，协调建立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跨省流域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四是积极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探索多元化生态补偿融资机制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石英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 ”从这“三期”叠加的重要论断可以看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十分紧迫。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文明及其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特别是需要探索多元化生态补偿融资机制。
在生态补偿方面，国家已出台了一系列财政支持政策，森林、草原、湿地、水流、荒漠、海洋等领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已基本形成。从融资的角度看，现行生态保护补偿支持政策尚显不足，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主要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生态保护补偿的范围偏小、标准偏低，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亟待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融资机制。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是全国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的首个试点，它的成功实践对跨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多元融资机制的设计、多元共治的探索等，具有启示意义：一是如何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协同共治；二是如何实现上下游地区协调发展；三是如何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协同推进，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四是如何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五是如何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这些方面，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都取得重大创新成果，取得生态、经济、社会与制度的多重效益。当然，建立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有效保障跨省流域生态产品，还需要关注生态提供区面临的来自资金、保护、发展等方面的多重压力，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
多元化的生态补偿融资机制的构建应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出发，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形成激励相容机制，实现各主体协同共治。 (一)明确生态产权。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探索建立各项权益交易制度，建立全国性生态产品交易市场。 (二)强化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生态功能。在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测算中，加入地理区位、地形地貌、植被覆盖度等环境因素作为生态功能指标，并赋予较高权重，提高转移支付系数。 (三)规范政府间横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建立横向转移支付生态补偿基金；明确生态补偿的范围，横向转移支付的规模根据财政承受能力和应弥补成本总额协商确定，并实行动态调整。 (四)拓展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加快发展绿色债券、绿色信贷；优先发展生态PPP项目；发行环保彩票。 (五)建立政策补偿、异地开发式空间补偿、智力支持等多元化的补偿方式。出台财税、金融、产业指导等扶持政策，吸引并鼓励绿色产业和项目落户；在生态受益城市中设立开发区，安排那些虽合乎一般环保要求却因达不到生态提供区的高环境标准而无法落户的招商引资项目，由生态提供区参与经营，收益按协议分成；生态受益区有计划地帮助生态提供区培养管理、科技人才，组织专家、环保志愿者开展绿色教育等。 (六)实施绿色GDP及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考核评价体系，为准确测算生态保护区的贡献提供依据。
新安江实践的制度创新与成效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曾凡银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主政浙江期间，就于2005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省级层面的生态补偿办法，使浙江成为我国生态补偿建设的“先行者”。 2010年10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率队赴新安江流域开展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2011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在调研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浙江、安徽两省要着眼大局，从源头控制污染，走互利共赢之路”。新安江流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和推动的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先行探索地，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地。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在国家有关部委的协调指导下，皖浙两省及其市县于2012—2017年顺利开展了两轮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其间，经过了制度酝酿(2004—2009)、制度启动(2010—2011)、制度实践(2012—2014、2015—2017)、制度长效(2018—)等阶段。在制度实践的第二轮(2015—2017)，皖浙两省达成的协议，体现了水质目标有所提升、补助资金有所增加的“双提高”。与第一轮(2012—2014)相比，体现出从末端治理向源头保护转变、从项目推动向制度保护转变、从生态资源向生态资本转变“三个转变”。经过两轮实践，已实现制度建设与绿色发展等多重效益。
在制度建设方面，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一是创新具有区域特色的考核评价制度。从2011年起，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对目标管理考核体系进行重大改革，把黄山市单独作为四类地区，考核不再单纯以GDP作为主要指标，而是加大生态环保、现代服务业等考核权重。 2012年，出台《安徽省生态强省建设实施纲要》。二是建立各司其职、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省政府建立了省长挂帅、常务副省长主抓的领导体制；黄山市制定《新安江流域综合治理考核办法》。三是制定激励与约束兼容的规章制度。制定《安徽省新安江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实施方案》《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办法》等系列规章制度。四是打造共谋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空间格局。皖浙两省建立了环境责任协议制度，坚持上下游定期协商，完善相互间沟通、联合监测、联防联控、联合执法等横向补偿工作机制及舆情信息沟通机制。
在绿色发展方面，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一是倒逼产业转型，促成绿色产业体系。黄山市婉拒一大批资源消耗高、污染风险大的投资项目；大力推进茶叶等种植生态化、加工清洁化、技术标准化改造；培育和引进了康师傅瓶装水、六股尖山泉水等一批项目，做强百亿水产业；大力发展绿色食品、绿色软包装、生态旅游等主导产业，引导产业绿色转型。二是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建立覆盖流域所有乡镇的垃圾回收处理体系，创新设立垃圾兑换超市和积分兑换超市；率先建成农药集中配送体系。三是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落实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制，推进网箱退养工程。四是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绿色发展保护机制。建立了新安江绿色发展基金募集社会资金；搭建群众评价监督等自组织平台；大力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
安徽师范大学陆林
新安江流域作为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的生态补偿试点，承担着“建设跨省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共建共享区域，长三角地区战略水源地”的使命。由于皖浙两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政府、企业和居民等主体的利益追求和环保意识不同，彼此间的合作存在信息沟通不畅、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权责利益分配不明确等问题，加上行政区划分割模糊了跨区域政府间的权责边界，单纯依靠地方政府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因此，必须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响应、居民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明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生态责任。一是政府主导。新安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核心问题是流域生态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合理有效配置生态资源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定位。中央政府和皖浙两省政府应发挥统筹规划、协调组织、仲裁争议等宏观作用，制定流域生态补偿的战略和总体机制设计，引导其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二是企业响应。企业是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主体和重要力量。要强化企业责任、开发环保技术、淘汰落后产能、实行清洁生产、提升企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能力。企业应着眼方式绿、产业新、生态美的发展新路，开展生态文明企业建设，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企业利润最大化”之间寻找均衡点。三是居民参与。居民是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重要主体。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力度，赋予居民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和义务，保障居民的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实现从“要我发展”转变到“我要发展”的质变。
探索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现实路径。一要培育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价值理念。各级政府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确处理地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举办企业环保知识普及讲座，明确企业的环保责任、环境违法行为及处理方式，提高企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居民生态环境保护观念。二要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完善各级政府间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按照“谁使用，谁付费”“谁保护，谁受益”等原则，建立和完善多元化、规范化、标准化、动态化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纵向生态补偿制度以及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完善政府对企业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政府部门要为企业开展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及环保产业发展等项目进行贷款增信和风险补偿；完善政府对居民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政府要完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异地搬迁等生态补偿政策，探索资金补贴、物质补偿、提供就业机会和优惠政策等生态补偿路径。三要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保护制度体系。完善政府生态环境监管的制度体系，构建宽领域、多层次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构建多元参与、双向对等的监督考核体系，实现分省、分市、分县等差异化管理；完善企业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体系，加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强制性制度建设；完善居民生态环境监督的制度体系，探索居民参与的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机制体制，构建居民参与的后督察和后评估机制。
推进生态环境公共政策有效供给
安徽行政学院袁维海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政府为核心、以行政权的行使为主导的模式。因此，生态环境公共政策的有效供给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选择。新安江跨省流域的生态保护以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为抓手，取得多重效益，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践行，也为公共政策的有效供给提供了新安江模式。
公共政策是政府部门针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或者正在发生的问题做出决策，并将其转化为相关的公共项目的行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政府设计了各种类型的生态环境政策工具，形成从“命令控制”特征的规制性工具为主向“命令控制型”“经济刺激型”以及“激励约束型”并重转变的公共政策供给体系。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也存在公共政策供给短缺的状况，就生态补偿机制来说，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之前，此领域的公共政策供给在国家层面就属于短缺状态，没有出现可以有效解决流域问题的机制。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各地也逐步开始尝试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成功实践，为完善和推进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一是从被动保护到主动保护，体现公共政策供给理念的先进性。为保护新安江流域生态，执行最严格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黄山市牺牲巨大，这就要求在思想层面首先更新提高，从而保障持续推进，谋求政策供给红利。二是从项目推动到制度保护，体现公共政策供给的科学转化。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落地与推动，涉及建立高位推动的工作机制、多元投入的保障机制、共建共享的联动机制、广泛参与的保护机制、严肃追究的问责机制以及严格规范的管理机制等。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安徽省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暂行办法》，在全省建立以市级横向补偿为主、省级纵向补偿为辅的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机制，就是对新安江实践的肯定与转化。三是从政府治理到公民参与，体现公共政策供给的有效输出。坚持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群众参与、社会共治的方针，健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机制。据复旦大学开展的一项调查问卷显示，黄山市基层群众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政策知晓率为95.69%。
实现公共政策的有效供给是新时代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结合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已经取得的成功实践，要实现生态环境公共政策的有效供给，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抓好落实：一是筑牢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构建联动机制。坚持上下游定期协商，完善皖浙两省联合监测、汛期联合打捞、联合执法等横向联动工作机制。三是倡导公民参与。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坚持自然生态“外在绿”与生产生活方式“内在绿”有机统一，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四是防止执行偏差。合理构建政策执行机构，高效实现公共政策的上传下达；完善执行监督，畅通执行渠道，提升公共管理水平。五是坚持严肃问责。严守生态环保的红线和底线，做到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确保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失职追责落到实处。
深化环境产权改革
安徽大学宋宏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2012年全国首个跨地区生态补偿试点——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正式开展，目前试点已进入第三轮，显示出有利于新安江和千岛湖水质改善、调动上游地区源头治理保护积极性、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突出矛盾等积极成效，彰显了完善环境保护经济政策、践行绿色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
生态补偿反映的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而现代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基础是产权关系。从制度角度看，生态补偿机制要建立在环境产权制度的基础之上。环境产权(或称资源环境产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指行为主体对某一环境资源具有的所有、使用、占有以及收益等各种权利的集合。环境产权最重要的功能是产权界定和产权利益分配。大江大河流域多元主体的产权关系复杂，目前难以通过市场交易形式实现。因此，以生态补偿形式保障区域间、流域内环境产权实现，便成为必然而可行的选择。
考察已完成的二轮试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安排体现了水资源环境产权的基本要义：1、明确以皖浙省区交界处的街口新安江断面为两省新安江水环境产权边界，明确上下游“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之主体，使产权边界和产权主体得以清晰。 2、体现产权激励与约束对称的原则：保护得好多补偿；保护一般少补偿；保护不力则受处罚，凸显了生态保护补偿和环境损害赔偿的耦合。 3、充分考虑流域水资源环境具有一定的外部化特征，补偿制度的具体方法采取“以地方补偿为主，中央财政给予支持”，解决了外部化引致的产权交易市场失灵问题。
新安江生态补偿的现有机制和方法，虽然补偿力度逐步加大，但从精准补偿趋势及其要求看，还需要进一步推动补偿标准精细化，也就是完善“补多少更合理”的环境产权利益分配机制问题。产权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投入与回报对称。在新安江生态补偿中，上游地区为水资源环境保护支出了诸多方面的成本，但目前的补偿水平仍未达到或基本实现“对价”。黄山市近年来全面启动补偿机制试点和新安江综合治理，深入实施10个全覆盖和10个强力推进。 2015年以来，该市相继实施了国开行新安江综合治理、循环经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城乡污水治理、农药集中配送体系建设、农村垃圾与河道整治等一批重点项目，现已累计完成投资125.8亿元，其中试点补助资金35.8亿元。上述数据表明，上游地区付出的各种投入成本与获得的补偿回报还远远达不到应有的“对价”。由此可见，要适应精准补偿趋势与要求，还必须深化环境产权从界定、价值价格形成到利益分配的系统改革，在操作层面上研制科学的生态环境价值测算、环境保护成本计量以及“对价”补偿机制等技术工具和可行方法。
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其内含的环境产权制度建设也十分艰巨。随着新安江水资源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持续深化，必将在保护举措和制度创新等方面涌现出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经验。这就要求我们用改革思维和探索精神，着力厘清生态文明制度内在机理、系统结构和实现形式，助力科学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从而以制度保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实现。
创建循环发展模式
合肥工业大学黄志斌
黄山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有关重要批示精神，推动实施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建立新安江流域循环发展模式，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和启示意义。
壮大生态产业，打造生产循环。当代生产发展的核心是循环经济，它能够使资源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高效、持久的利用，使得生产过程中基本上不产生或很少产生废弃物，从而达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黄山市在实施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中，贯彻绿色理念，壮大生态产业，在打造生产循环上迈上新台阶。科学制定《新安江生态经济示范区规划》，探索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业的有效路径，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变；关停淘汰污染企业170多家，整体搬迁工业企业90多家，婉拒一大批资源消耗高、污染风险大的项目；加快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开辟生态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坚定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之路。
攻坚生活治污，促进消费循环。生活富裕的核心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它不仅要求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且要求采取健康文明的绿色循环消费方式，建立良性消费循环系统。生活消费循环的初级形态是生活垃圾的收集和无害化处理。黄山市建立覆盖流域所有乡镇的垃圾处理体系。组建支干流打捞队，收集处理上面漂浮垃圾；建立村级污水处理站，改造入河排污口，一体化推进沿河服务行业污水处理、船舶污水处理、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农村垃圾收运系统和污水治理PPP项目，力求全域化、根本性解决城乡垃圾污水问题。生活消费循环的高级形态是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黄山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即将投入运营，后续可在生物质能利用等方面发力。
坚持生态优先，保持生态循环。良好的生态循环是美好生态环境的条件和标志，是实现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重要基础，是优质生态产品和人们美好生活的源泉。黄山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自觉维护和促进新安江流域的山水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一是制定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办法》，坚持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深入实施河(湖)长制、林长制，健全环保信用评价等制度，加大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中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权重；二是强化重点河道生态修复，推进主要河道综合整治；三是着力造林绿化工程，森林覆盖率由77.4%提高到82.9%。
致力系统治理，构建连体循环。循环发展的高级阶段和理想模式是系统构建连体循环，即在“循环”内涵和空域的系统治理上下功夫，构建三个模式：“生产—生活—生态”循环模式、城乡连通循环模式、区域整体循环模式。“生产—生活—生态”循环模式，其要旨在于将产业生产循环、生活消费循环、自然生态循环三者作为子系统耦合成为高层系统的物质能量的良性循环。城乡连通循环模式，其要旨在于将城乡之间的生产循环、生活循环、生态循环连为一体，实现城乡之间物质能量的良性循环。区域整体循环模式，其要旨在于将各市县的绿色发展有机关联，实现区域之间物质能量的良性循环。黄山市当前的一些做法，已经埋下了“连体循环”的种子，具有前瞻意义。
提高生态产业化水平
安徽大学田淑英
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在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五大体系，其中包含了“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生态文明体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实践的具体成果，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的注解与部署。近年来，黄山市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为契机，积极发展生态经济，在产业生态化方面取得较好效果，但在生态产业化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必须统筹兼顾，大力提升生态产业化水平。
在产业生态化方面，黄山市推进茶叶种植生态化、加工清洁化改造，2017年茶叶综合产值超出130亿元，出口额约占全国的10%。为提升林业生态功能，2012年以来，黄山市实施了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和林业增绿增效行动，积极创建森林城市、森林村庄、森林长廊，加强自然保护区和湿地的生态系统保护，成果丰硕。建立完善保障机制，深入实施河(湖)长制、林长制。在生态产业化方面，黄山市依托生态优势，着力发展全域旅游，目前新安江流域安徽段超过12万农民从事以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推进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培育绿色食品、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产业集群。尽管生态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但与浙江省相比，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产业发展模式单一，缺乏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产业品牌效应不强，缺少像“农夫山泉”这样的品牌；生态补偿机制待完善，仅有资金补偿而缺乏产业、技术等实物补偿，必然导致补偿不足等等。
生态产业化遵循生态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其实质是资源的高效利用，实现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大力提升生态产业化水平，需要做好路径拓展与机制保障。在路径拓展方面，一是丰富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加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元素，壮大新型经营主体，探索生态经济持续升级。二是打响特色生态经济品牌。挖掘利用徽文化底蕴和教育基础，实现“生态+文化”“生态+教育”“生态+科技”的融合，提高旅游消费的特色和品质。三是搭建生态经济发展平台。建设生态经济创新实践基地，发挥好特色小镇在搭建生态经济发展创新平台中的作用，促进创新创业和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四是拓展生态产业发展路径。做好生态产业的战略规划指导，加强政府产业政策的规制和调控，提高企业的创新意识，开拓生态产业产品市场。在保障机制方面，一是健全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加大实物补偿，如下游段向上游段输送一定数量的产业和技术、传送经验和市场，推动建立共建共享机制。二是优化投融资机制。加大各级各类财政支持力，完善生态资源和环境的价格机制，推进绿色金融发展。三是完善考核和奖惩机制。根据生态资源状况和生态承载能力基础，实施差异化考核。对于生态资源状况和生态承载能力较好的地段，应突出对生态产业化的考核；对于局部生态承载能力较脆弱的地段，应突出对产业生态化的考核。四是创新新安江流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共同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长三角生态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探索生态经济一体化发展。
总体上看，发展生态经济的新安江模式应该是，五大发展理念共同引领、生态文明五大体系相互支撑、林长制与河长制统筹推进，文化、教育、科技要素叠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55233”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秦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加快构建绿色生产体系。 ”坚持绿色发展，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是新安江流域从源头控制污染、治理环境的关键。
近年来，黄山市结合新安江生态补偿试点，倒逼产业转型，实现了绿色生态与绿色发展的统一。第一，推进生态农业建设。在全省率先构建“零差价”农药集中配送体系，从源头上有效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推进茶叶种植生态化、加工清洁化改造；大力发展山泉流水养鱼产业。第二，推进新型工业化。严格项目环评审批，严把项目准入关；强化工业点源污染防治；聚力培育绿色食品、绿色软包装、汽车电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第三，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把加快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服务业集聚发展工程作为改革创新、经济转型、加速发展的重要抓手；推进旅游、文化、生态“三位一体”的服务业发展。虽然黄山市绿色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绿色产业总量规模不大，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够，新兴工业基础较弱，生态文化优势尚未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构建绿色产业体系，还需在以下几方面努力。一、健全绿色产业发展机制。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政策制度，对企业进行绿色规范。通过绿色采购、税收优惠、低息贷款、生产要素倾斜性配置等政策手段，支持绿色食品、绿色软包装、汽车电子、新材料等产业做大做强，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强与浙江省在政策、技术、人才、项目等多方面的合作，变“输血式”生态补偿为“造血式”生态补偿。打造绿色供应链。鼓励和支持下游骨干龙头企业进行绿色供应链管理，进而带动整个产业绿色化。二、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发挥生态优势，大力引进优质高端绿色项目。重点围绕主导产业，引进具有补链、延链、强链功能的项目，发展壮大一批产业集群。着力引进和发展现代服务业，壮大现代金融、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研发设计、现代商贸、健康养老、电子商务等产业规模。三、引导绿色消费。环境保护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涉及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建筑和服务等各个领域，要通过宣传教育，让绿色消费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建立绿色产品和服务标识制度，鼓励和引导人们使用节能减排等绿色产品。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安徽省委讲师团汪水芳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有效改善了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质量，也为其他流域协调上下游利益关系、化解区域矛盾冲突、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起到了示范作用。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具有鲜明特色，并取得多重效益。从特色看，一是树立绿色理念。黄山市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为契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二是加强共建共享。黄山市和杭州市就新安江流域综合治理情况定期交流协商，初步建立起联合检测、汛期联合打捞、联合执法、应急联动等机制。三是加强防治结合。一方面围绕工业点源、农村面源、城镇垃圾和污水等综合治理，另一方面坚决不上污染类项目。四是动员全民参与。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从效益看，首先，改善了生态环境。2011—2017年，新安江流域总体水质为优，千岛湖水体营养状态指数开始逐步下降。其次，促进了生态经济增长。环保部对新安江上游带来的生态效益做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显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246.48亿元，水生态服务价值总量为64.48亿元。同时，生态理念入心。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的经验和成就，但试点工作仍存在顶层设计不够细致、合作共建不够深入、共享理念践行不够等问题。今后要着力做好以下几点工作。1、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制定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法规，继续推进水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明晰水资源使用权，实现水资源使用权分配，建立水权市场，依市场机制进行不同用水户的水权转换，促进水资源使用权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紧密相连。建立多层次生态环境共建共享机制，增加下游地区对上游生态保护地区的共建共享。 2、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上下游地区可联合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企业采取直接投资、BOT或合资参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共建示范区内生态农业建设，建立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认证基地。加强推动循环经济合作，开展环境保护重大科研开发项目合作。 3、进一步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加强在政策、技术、人才、项目等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变“输血式”生态补偿为“造血式”生态补偿。建立黄山、千岛湖、杭州大旅游圈。推进产业与投资方面的共享，建立透明、便利、规范的投资促进机制。加强科教文化、人才交流方面的合作共享，加快推进科技文献、科技信息、专家库、动植物资源和水文资源等基础性科技教育资源的联网共享。推进双方在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
新安江流域环境变迁的启示
安徽师范大学庄华峰
新安江发源于休宁县境内的六股尖，因流经旧新安郡境而得名。考察新安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变迁，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森林资源和植被保存完好；宋元时期，由于北方人口南移，徽州人口激增，垦山种田破坏森林植被，生态开始失衡；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人口快速增长，人地矛盾日趋尖锐，加之政府实行重赋，致使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者日趋增多，导致大量土地被闲置，这便吸引了相毗邻地区的人口前往开垦，从而形成新安江流域历史上的棚民现象。这些棚民及本土民众烧山垦荒、伐木造纸、开采煤炭，致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近代以降，受战争、灾害等因素影响，生态环境呈继续恶化趋势。比如，民国期间特别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屯溪及其周边地区涌入大批难民和军队驻防，又因对外交通受阻，林茶滞销，粮食不易输入，农民被迫毀林种粮，使不少山林遭到破坏；解放战争期间，还发生过国民党军队为围剿皖南山区游击队，几次纵火焚烧休宁县的冯龙、小连口等处山林的事件。
新中国成立后，新安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在曲折中前进，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治理、恶化再到改善的过程。从森林角度看，建国初期得到一定治理，但经过1958年砍伐森林大炼钢铁，1960-1963年“向荒山要粮”、1966-1977年“山区粮食要自给”的毁林垦荒运动等，致使新安江流域的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50年代的62%下降至1980年的42%，加剧了水土流失。近30多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加快和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等的实施，黄山市森林覆盖率现已达到82.9%。从水利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后，新安江流域大兴水利建设，至1987年底，全流域共有水塘43232口、堨坝16270处。从建国初期到1987年底，全流域共建成中型水库2座和小一型水库17座，建成小二型水库324座，总库容6586万立方米。这些水利设施有效减少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从水资源与水质角度看，新安江流域降水充沛，水质常年达到或优于地表水河流二类标准，是目前全国水质较好的河流之一。尽管生态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生态环境治理目前仍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全流域农村小水电站建有410处，小水电建成后，拦河截流，改变河道，对生态环境影响明显；工业废水、生活废水的排放量以及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呈增加态势，威胁水质安全，等等。
新安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变迁，给我们如下一些启示：一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自然环境的一系列课题是因为人的生存状况而提出，因为人的存在而有意义。 “环境就是民生”，把人民的需求、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让人民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有更多获得感。二是要加强制度和法治建设。秦代以降直至明清，对于森林、水利等的法制建设一直未懈怠，也都取得一定成效；徽州有还有立禁碑等村规民约。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加强制度和法治建设是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三是要构筑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治理生态环境要有大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山水相连、花鸟相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新安江环境治理“五字诀”
黄山市委党校杨晓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正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得以成功实施。目前，两轮试点已累计完成投资125.8亿元，其中试点补助资金35.8亿元，新安江总体水质为优并稳定向好。在具体工作中，黄山市探索出新安江环境治理“五字诀”。
“治”——黄山市68个乡镇垃圾处理体系有效运转，16支干流打捞队社会化管理全面推行；开展“垃圾兑换超市”试点；全市“七统一”农药集中配送体系建设全面实施；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完成新安江主航道及丰乐河水库网箱退养6379只；开展沿河重点区域排污口整治和雨污分流工程；开展河道采砂整治，打击“电、毒、炸”鱼行动；禁磷和服务业污水处理执法检查常态化进行。
“挡”——加强污染项目的源头控制和综合治理，严把项目“准入关”。近年来，全市否定此类外来投资项目180个，投资规模达180亿元；加大污染企业综合治理整治力度，“十一五”以来累计关停淘汰污染企业170多家，整体搬迁工业企业90多家，优化升级工业项目510多个。
“控”——分解落实《千岛湖及新安江上游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划》，对新安江流域重要地段、关键节点和生态敏感区域实行单元控制，做到精准治理。加强全流域联防联控、合力治污，初步建立了上下游联合监测、汛期联合打捞、联合执法、应急联动等联动工作机制。
“保”——省委、省政府把新安江综合治理作为生态强省建设的“一号工程”，并在省政府目标管理考核中把黄山单列为四类地区，弱化经济指标考核，加大生态环保考核权重。黄山市委、市政府分别成立以书记、市长为组长的新安江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并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实施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制。
“投”——按照“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的原则，创新资金筹措机制，多渠道解决资金投入问题。2012年起，黄山市与国开行签订200亿元新安江综合治理融资战略协议，目前已获批贷款56.5亿元。二轮试点中黄山市设立新安江绿色发展基金，加快促进产业转型和绿色发展，实现由原来的末梢污染治理向源头控制转变，努力走出一条社会化、多元化、长效化的保护和发展模式。
信息来源：中安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