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蕴渝，女， 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9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现任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学部常委，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人的一生犹如登山，登山的艰辛，带来了登山的快乐。学习，学习，再学习，不要故步自封，敢于触及自己不懂的东西，敢于超越自己。学会宽容，学会理解，真诚待人，对同事，对学生都应这样。”正是在这句座右铭的指引下，分子生物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施蕴渝教授执著地实现了自我的超越，1998年至2002年，她担任科大生命科学学院首任院长，见证了科大的发展历程。

　　令人尊敬的同学

　　中国科大是1958年为适应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适应国家对尖端科技人才的需要，由中国科学院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我们进校时，条件非常艰苦，但能进入科大学习，同学们都感到十分幸福。因为当时100个同龄青年中只有1个人有机会上大学。

　　同学们能够来到科大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幸运的。我现在还保留了一张照片———是郭老和华罗庚在操场上席地而坐，观看同学们演出的照片。围绕在郭老和华罗庚身边坐着的女生正好是我们班同学，她们参加“十一”舞蹈演出。郭老是科大首任校长，华罗庚是著名的数学家，可他们仍然和学生坐在一起，使我们觉得非常亲切。记得学校曾请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作报告。他说，你们都是科技大学的学生，是搞科技的，只有把科技搞好了，国家富强了，我作为外交部长说话才硬。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是一样的，只有中国富强了，中国在国际上有地位了，我们外交部长的腰杆才直，说话才有分量。

　　大约是61、62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学校礼堂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大家都挤到礼堂看世乒赛，中国乒乓球健儿最终获得了世界冠军，同学们感到特别欢欣鼓舞。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赛，而是为国家争光的大事。当时，大家到科大学习，固然有家庭的培养，父母的希望，但更重要的是肩负着祖国人民的希望，每个人身上都有很重的担子，所以，条件虽艰苦，但大家都努力学习，勤奋工作。40年过去了，回过头看，我们同学绝大部分都没有辜负国家、人民，包括学校、老师，以及家人对我们的希望。

　　科大当年围绕着“两弹一星”设置专业。我们有一大批同学毕业后一直在为载人航天事业工作，为此辛苦了一辈子，为载人航天事业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尽管直到退休，他们也没有看到宇航员上天———宇航员上天是他们后继者完成的，但他们仍然是航天的功臣。

　　也有少数同学由于种种原因，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一些比较小的地方做了中学老师，但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一样做得很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我们班有个女同学成绩很好，但毕业后第二年，就患上了一种全身肌肉萎缩的疾病。她开始分配在中科院昆明动物所工作，后来到了北京生物物理所。她的病是进行性疾病，会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到后来不能行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但她始终没有向命运屈服，始终没有脱离科研。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在计算机旁从事生物信息学、计算生物学方面的科研工作。同学们都对她非常钦佩。还有一个同学在军事科学院工作，他工作很努力，几年前得了癌症动了手术。手术特别是放疗、化疗是非常痛苦的，吃不下，不停呕吐等等，但他挺过来了。尽管他已退休，但他和他爱人仍在合作写一本书，现在正在修改。

　　我之所以说这些，就是想告诉大家，不管在什么岗位上，科大同学绝大多数人都记住了老师、国家的殷切期望，没有向命运屈服。

　　不甘沉沦的艰难岁月

　　从1958年建校到1965年，科大得到了国家和中科院的很大支持，短短几年得到了迅速发展。但1969年10月，由于种种原因，突然宣布科大等北京的几所大学离开北京迁往外地，这对科大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大概10月中旬开始动员工作，要求两周内就搬迁，12月份先遣队来到安庆，住在安庆市委党校，后来经过一批学生和老师的努力，最后学校搬到合肥。我是在1970年2月份到合肥的，当时合肥师范学院只有很少几栋楼。科大下迁，不光人下来了，大批仪器设备也开始搬迁。北京留守处的同志负责装箱，把箱子装到汽车上，然后用汽车运到火车站，再用火车运到合肥，然后在合肥卸车。前后花了整整1年时间。

　　1970年，中国科大干了两件事：一是把所有老师和学生分别分到淮南煤矿、铜陵铜矿、马鞍山钢铁公司、白湖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还有一部分人留在合肥负责搬迁。二是安顿下来开始招生。1972年科大开始招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我们物理系生物物理专业1973年开始招生。招生时面临的问题首先是需要实验室，把箱子拆开，仪器拿出来，地方不够，又要腾地方。另外，搬迁过程使绝大多数的仪器损坏了。科大建校初期，自身老师不很多，大多是科学院兼职老师，他们大部分留在北京。轮到58、59、60级留校同学当老师的时候，有先天的不足。学员当中，有的中学也没念完，要补高中的物理、化学，程度很不一样。1970年我28岁，科大大多数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有科研经验的年纪大的老师并不很多。我觉得，中国科大后来能够发展，首先要归功于“文革”结束，国家改革开放。中科院对科大采取了很重要的措施，把一批年轻的教员送到国外进修，做访问学者。我1965年大学毕业，出国是1979年，间隔了整整14年。这期间，不能说一点没有接触业务，我们给72、73、75年的工农兵学员上过课，一起讨论过今后的科研方向。1976年以后，科学院的专家给科大生物系定了几个方向：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物理学，我觉得大体上是对的。我通过了1978年底教育部组织的出国人员外语考试，1979年出国。

　　在国外两年，最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知道了中国跟世界的差距有多大，知道了为什么需要改革开放，知道了应该如何搞科研。这批留学生后来绝大部分都回来了，回来以后有了中国科大80年代的辉煌。大家现在都知道科大“cuspea”考试成绩优异，这代表了当时科大在全国的位置。科大离开北京，有人认为一定会沉沦下去，但实际没有。一批年轻教员回国后带来了新的东西，使科大在80年代国内的地位很快就确立起来了。但学校那时的条件仍然非常非常差。我是1981年回国的，我在国外做了两件事：一个是计算生物学研究，一个是结构生物学研究。回国后我发现没有任何研究条件，一直到1985年，我才申请到第一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万元。那时候科大没有老先生，没有非常有名的学者。我们这些人从国外回来了，但是没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没有人认识你，知道你。几年内我申请不到一分钱。当年在东区时，我们生物系分散在教学一楼，三楼、一楼、四楼各有一点房间。我回来以后，在现在东区汽车库后面的平房中有1间房间。那时科大有一台公共的大计算机，但是计算速度太慢，程序放进去算一年也算不出结果来。我们学院真正搞科研是从1986年申请863项目开始，当时有一位徐洵老师，她现在在厦门，是工程院院士，她有两间实验室，每间18平方米。徐老师领导了一个葡萄糖异构酶的蛋白质工程项目。我的863课题是有关计算机分子设计的课题，得到了35万，买了一台计算机。

　　1987年到1997年，在十年的时间里，我的经验和体会是什么？

　　第一是选准方向。我是做计算生物学的，当年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领域，我们认定这是一个新的交叉学科方向，尽管国内做得不多，但在国际上是一个新的重要学科方向。所以要坚持做下去。

　　第二是团结合作。科大有一批63、64、65级学生，大部分人在学校没有上完课就赶上“文革”了，被分配到基层单位。“文革”结束后，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刘达看到科大师资严重不足，就将他们招回来，办进修班。我回国后，钱临照先生找了我，对我说，你这个方向是物理和生物结合的方向，是不是找两位学物理的进修班学生跟你一起做。后来他就找了两位年轻的64、65级物理老师跟我一起工作。再后来，又有一位学化学的老师和我一起工作。他们对我的工作都有很大的贡献。我认为要合作，就要真诚待人。在这里我要跟同学们讲一句话，现在同学们在学习时，如果有人来问你问题，你能不能不怕花时间帮人解答；你有很好的复习资料、参考资料，你要不要跟人家共享？要知道假设有人来问你，你也能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透、非常清楚，那么，这对你本人也一定是有收益的。

　　第三是要非常努力，非常专心。我认为做学问最重要的是要勤奋，要非常专心非常努力。我们没有好的条件，但是大家都非常专心。今天，科大经过了“985”建设和“211工程”，我们实验室的条件，仪器设备、人员，应该说比过去要好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仍然需要进一步地努力。

　　责任、使命与爱

　　我认为，科大精神就是科大人的一种责任心、一种事业心、一种使命感，以及对科大的热爱。科大人奋力拼搏，自强不息，努力攀登，追求卓越，不断创新。我认为这就是科大精神。如果科大人没有这种精神，那么在下迁的过程中，很容易变成二、三流的大学，科大人在毕业以后遇到各种各样困难的时候，比如前面讲的当同学遇到疾病、孤身一人的时候，必然会沉沦下去，但她没有沉沦下去，就是因为有科大精神的支撑。

　　在这里我想跟同学们说，你们从各个中学考到中国科大，应该说你们都是佼佼者，我相信你们在拿到中国科技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高兴的，你们的老师高兴，你们的父母高兴。但是来到科大以后，经过一两个学期以后，你们中间肯定有些差别。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同学，说他好郁闷。尽管今天遇到困难了，但是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努力。很多事情是要坚持的。举例来说，去年我们国家生物物理所的常文瑞研究员，他在Nature杂志发表了一篇光合作用的论文，这项工作他做了整整6年，这6年间是没有结果的。我们的老师现在都知道每年要考核，考核时，别人都有文章，有结果，而你却没有。当然他最后做出来了，但不是所有的人最终都能做出来的。有一位退休老师原来是教遗传学的，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研究生，1957年被打为右派，分到内蒙，后来来到了科大。他在内蒙十分困难的环境下，用仅有的钱订《遗传学报》，还在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科大当时觉得这个老师非常令人钦佩。改革开放后就把他调过来了。我觉得这种热爱科学、勤奋努力、不断追求、不断创新的思想正是科大精神的缩影。

　　另外，我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路上不要为金钱权利所迷惑。人人都希望生活好一点，工作好一点，这是很自然的。但在有些情况下，在做选择的时候，你选择这个单位，还是那个单位，是看这个单位给你的钱多，那个单位给你的钱少，还是别的，你究竟如何选择呢？我父亲今年98岁了，我跟他谈话，深感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离去的一天，许多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我们在努力、在奋斗，这犹如登山，登山运动员的快乐，并不只是当他到达山顶那一刻，登山的快乐，应该是在爬山的过程中。你们现在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我想你们在努力在奋斗，也可能今天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你们奋斗了，就会有结果的。

　　如今，与国际最先进的一流工作，甚至跟国内最好的工作相比，我们还有差距，所以还需努力。我们科大有一批老师，他们的一生可能谈不上有什么突出的成绩，但是他们努力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一生中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我们建设了科大，做了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在当年科大下迁，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重新创造了科大的辉煌。我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这是我们的骄傲。尽管今日仍有许多不如人意的事，但是比起父辈，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父辈遭遇了抗日战争，遭遇了内战，遭遇了解放后的各种运动，不能专心地进行他们的研究。同学们，你们比我们更加幸运，你们进入大学后，就受到很好的教育，不会像我们那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所以，科大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在于努力，在于创造，高峰是没有尽头的。科学发展太快了，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做基础研究是对人能力的基本训练，有这么好的训练以后，发展的空间会好许多。早年我们念书的时候，科大跟其他学校不一样，全国有很多生物系，科大的则叫做生物物理系。科大的生物物理系课程设置叫“四不像”，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加上无线电电子学都要上。科学发展太快，新的领域不断涌现，不可能什么知识在大学都能得到学习，大学打的是基础，这些基础使我们终身受益。在做物理实验的过程中，在演算数学习题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思维的训练，科学的训练，这是科大教学的优点。所以学校不是送给你一桶水，而是教育你，激发你们对科学的热爱，对学习的热爱，教会你科学思维的方法，使得你们知道如何学习，因为学习是终身的。我觉得大学里面基础课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谈谈研究生教育。这几年中国教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们的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一般大学里面大学本科毕业以后一些人找不到工作，有人说这是中国本科生多了，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是中国的研究生太多了，我觉得不是，而是中国前一段时间整个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中国有广大的农村，中国农村有多少受过合格教育的教师？中国有多少县和县以下医院有合格的医生？因为过去的体制、机制不合理，资源分配不合理，大量的资源分配在大城市里面。

　　科大的定位是：规模适度，质量优异，特色鲜明，结构合理，是英才教育，中国科大培养出的学生绝大部分人应该是继续读研究生。不管你今后进入产业界还是继续做科研，研究生教育对你的发展都是有益的。至于是出国还是留在国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前些年可能国内条件非常差，那时候在国内做科研没有条件，但是现在条件改善了，在国内也可以做出好的成绩。我参加了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到一些研究所和大学看过，包括我们科大，条件都在不断改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认为出国不是目的，如果你把出国当作目的，一旦出了国就会觉得非常茫然。总之你可以选择出国，也可以在科大，或在研究所，甚至可以到其他高校读研究生，都有前途。

    信息来源：中安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