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数据的使用变得更加便捷，并对每个人的价值创造能力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大概每十至二十年，站在时代顶端的企业就会更新一遍。一个国家、一个时代需要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创业企业冲在前面，涌入市场，经过市场竞争的大浪淘沙，筛选出一批那个时代最好的企业。

　　“中国的崛起，不仅提高了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回报率，也降低了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门槛，促进了就业繁荣和产业升级，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近十年来，安徽在创新维度上得到显著提升，尤其近五年来，其向经济中心靠拢的速度越来越快。接下来，安徽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吸引顶尖人才团队，即金字塔尖的战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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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4日，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中共安徽省委讲师团举办的第二十三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举行。报告会邀请了《解读发展中经济体协同发展机制：全球双环流视角》一书作者张辉作《把握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主动权》专题辅导报告。

　　张辉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土地经济学等，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30余篇，独立出版著作六部。今年1月，张辉教授曾与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等9位教科文卫体领域代表一起参加了李强总理主持的座谈会，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经张辉教授本人授权，现将本场报告会的主要观点摘录如下。

　　作者｜丰 静

　　编辑｜彭园园

　　图片｜李子彦

　　“两次工业革命的交汇期”

　　在农耕文明时代，土地和劳动是我国的主要生产要素，铁犁、耕牛等是我国农业技术的主要载体。在2000多年的封建时期，中国作为路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长期在西方文明群体中享有崇高声望，中国出产的丝绸和瓷器在西方被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然而，封闭的封建制度使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机遇，逐步落伍于现代化的浪潮。随着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工业革命极大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使人类得以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束缚，实现人口的快速增长。数字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数据的使用变得更加便捷，并对每个人的价值创造能力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英国起源。1860年英国的产能大约占据全世界的半壁江山。工厂制是当时英国的主要生产组织方式。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以电力的应用和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为先导，英国不再是唯一的中心，而美国和德国则抓住了电气化和内燃机带来的发展机遇，提出了泰勒制以及福特流水线的生产组织方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日本抓住了信息技术的机遇，将生产组织方式从传统的流水线生产转变为柔性生产体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这种柔性生产体系的出现，既成为日美贸易摩擦爆发的诱因、同时也成为了日本在贸易战中对抗美国的基础。

　　从1946年的信息技术革命起点算起，第三次工业革命至今已经有近80年历程。历史上的前三次工业革命，每次持续时间平均在80至100年。当下，我们正处在与十九世纪中后期极其类似的一个周期即两次工业革命的交汇期。目前，第三次工业革命逐步进入尾声，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正蓄势待发。

　　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可以依次划分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三个阶段，其中数字经济又依次经历了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四个发展阶段，这些阶段的差异主要在于算法、网络和算力等底层技术的不同。

　　数字经济，从早期的英特尔、微软到互联网时代的亚马逊，再到新世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苹果，人工智能时代的OpenAI、DeepSeek等，大概每十至二十年，站在时代顶端的企业就会更新一遍。某一历史时期“很厉害”的“高科技”企业，随着技术进步和时代发展也会逐步没落。日本在与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对决中，就曾犯下过度依靠国家支持的五大企业的失误。

　　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的涌现和创新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而中小企业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一个国家、一个时代需要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创业企业冲在前面，涌入市场，经过市场机制的大浪淘沙，筛选出一批那个时代最好的企业。

　　“全球价值双环流”

　　近年来，各国围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日益激烈，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差距不断拉大。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了多元化布局，并形成了自己的领先优势。然而，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生态体系存在差异，例如美国表现为创新引领、平台经济主导，欧洲表现为数字治理领先，日本表现为数字化升级和教育数字化升级并举，而韩国则表现为创新集中但依赖少数大企业。

　　党的十九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目标为2.5万到3万美元。

　　目前，全球人均GDP突破3万美元的人口仅有10.9亿。如果中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一人口数量将增加14.4亿人。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将是影响巨大的。尽管许多人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不易，但英、法、德、意、美，特别是日、韩等七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人均GDP突破3万美元的发展案例，为我国人均GDP突破3万美元提供了借鉴和信心。

　　日本曾作为东亚“雁阵”的“雁头”带领亚洲经济飞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雁阵”解体，当时中国尚不具备接替日本成为“雁头”的经济实力。但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到了2002年以后，事情悄然发生变化。中国逐步超越日本，陆续成为欧盟、北美、东南亚第一大合作伙伴，处在了世界贸易的枢纽位置，带动“下循环”的发展中经济体和“上循环”的发达经济体循环起来，形成了“全球价值双环流”。

　　中国的崛起，不仅提高了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回报率、平抑其物价水平，也极大降低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化、城镇化门槛，促进了就业繁荣和产业升级，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下，中国已在逐步补齐前三次工业革命落下的短板，能否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集成电路产业，也称半导体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枢纽，也是数字经济的根基，关系国家安全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全球半导体产业结构包括中游核心产业、上游支撑产业、下游需求产业。过去40年，全球半导体产业转移由市场驱动，产业链具有全球分工明确、高度专业化、地理集中度高的结构特征。全球半导体产业形成了美国、韩国、日本、欧洲、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等六大核心区位。中国在封装测试环节占优势，但在芯片设计、新材料制造等领域仍有劣势。2025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处于周期上升阶段，说明应用层面正发生一些革命性的突破。中国在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大变局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需要尽可能地发挥自身国内大市场的优势，来反哺底层技术的发展。

　　“安徽向经济中心靠拢速度越来越快”

　　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对新技术孕育、迸发非常重要。美国有深厚的保守主义传统，特别在其中部地区，保守氛围格外浓厚。但美国的少数特定地区特别开放和包容。这就给予我们可借鉴之处——抓住重点、少数区域，加大力度形成创新创业氛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安徽位于长三角经济区，依据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接受来自上海的产业辐射。一般来说，上海的产业梯度等级为长三角地区最高，随着与上海的距离的增加，区域产业梯度逐渐衰减，到了安徽，辐射转移的产业也相对边缘了。但是近十年来，安徽在创新维度上得到显著提升，尤其近五年来，其向经济中心靠拢的速度越来越快。

　　安徽为什么能做到？

　　这其中，既有安徽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便捷的交通条件，也有安徽自身的努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安徽在强省会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科教资源禀赋的作用。人才和数据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中构建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知名高校以其强大的人才培养能力为安徽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入前沿技术人才。

　　从全国层面看，安徽很好地将自己的人才优势转化了出来，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产业竞争优势。伴随着产业的壮大，安徽又以产业优势反哺大学，使大学得以不断加深与产业界的联系、不断优化自己的学科、不断推进研究的进步，从而又进一步促进了产业发展，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创新循环体系。这个创新体系、创新生态，只要把它保护好、发展好、壮大好，就会激发出越来越蓬勃的竞争优势。

　　安徽发展较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较好地实现了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规模巨大，能够稳定地为地方贡献GDP、就业、税收等，但技术进步速度和产业增长速度较为缓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率高、技术进步快，但规模不够大，在GDP、就业、税收上的贡献不足。未来产业则体现了地方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长远布局。三者要因地制宜，深度融合，先立后破。以数字经济为例，安徽并没有电商消费平台这样的大企业，但其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主要缘于安徽实现了数字经济与汽车产业等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当前，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而安徽拥有庞大的技术工程师储备。接下来，安徽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吸引顶尖人才团队，即金字塔尖的战略人才。这也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课题。

　　复审编辑｜王弘毅

　　终审编辑｜胡 旭

　　出品｜安徽日报经济新闻中心

    信息来源：中安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