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来书信。 （资料图片）

　　在安徽歙县，有一座石质纪念碑，几经迁移，风雨不倒。它立于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歙县第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碑身上，九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歙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出自一位国画大师之手，他就是歙县游子、中国近现代山水画巨匠——黄宾虹。

　　九个字的背后，藏着一段忘年交情，一场全民捐款，一份跨越时空的红色守望。

　　387笔捐款，一座碑汇集民心

　　在黄山市徽州区档案馆，珍藏着一份1953年12月油印的小册子《歙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建筑委员会收支报告》，共10页，纸已泛黄，字迹却依旧清晰。翻开它，耳边仿佛响起70多年前歙县城乡的沸腾声。

　　1951年6月，歙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一位叫罗奋先的代表提议：“为小练惨案的烈士建一座纪念塔，让后人记住他们。”

　　这个提议，当场通过。大家觉得，光建一座塔还不够——要在县城东门外的旧公园里，建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再修一座烈士公园。那一年，歙县刚解放两年，百废待兴，但人心火热。

　　当年10月4日，“歙县革命烈士纪念碑暨公园建筑委员会”成立，副主任委员中有一位叫王任之。他是歙县富堨镇人，新安王氏医学传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白天治病救人，晚上投身革命。解放后，他当过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还是一位书画、文物鉴赏的行家。

　　委员会的号召一发出，歙县城乡立刻行动起来。工商界人士、机关干部、农民、学校师生，纷纷捐款。有的以村为单位凑钱，有的直接把钱送到银行，最后一统计，共收到387笔捐款，共计45303元。这在当年，不是一笔小数目。可钱还不够，怎么办？委员会又卖柴1805斤，卖了8根旧料，加上银行存款利息，凑齐了46300余元。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地记在那份油印的收支报告里。

　　两封信，从歙县到北京

　　碑要建了，碑名由谁写？王任之想到了他的忘年交——黄宾虹。黄宾虹比王任之大五十多岁，两人因书画、医学、文物鉴赏的共同爱好而结为至交。黄宾虹称王任之为“先生”，语气温润而庄重。1951年11月18日，王任之代表委员会给远在北京的黄宾虹写了一封信。

　　信中，他恳请宾老为烈士纪念碑题写碑名，还附上了具体尺寸要求。这封信，至今保存在浙江省博物馆。彼时，黄宾虹正患眼疾，正准备从北京南返杭州。收到信后，他慨然应允。

　　11月20日，他回信表示：“得示拙书纪念碑字，知恶劣不足入目，涂鸦以奉。”这是一位八十六岁老人的谦逊。他特意把字写在旧报纸上，因为只有这样才够尺寸。信中，他还惦记着另一件事：夏天时，王任之托他把一幅画转寄到芜湖博览会，不知收到没有，“未荷赐复”。寥寥数语，情真意切。四天后，王任之收到题字。

　　碑成，人未归

　　1952年11月16日，第八届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幕的那天，歙县东门外许氏宗祠旧址上，锣鼓声声，人群肃立，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正在举行。黄宾虹题写的九个大字，镌刻在碑身，阳光下金光闪闪。山顶上，纪念亭也同时建成。烈士公园里，青松挺立，白花如雪。

　　可惜，黄宾虹没能亲眼看到。他已于1951年11月回到杭州，1955年春天，在杭州逝世。但他的一笔一画中，寄托着对歙县家乡的热爱，永远留在了家乡土地上。

　　此后七十多年，纪念碑几经迁移。1975年，因城市建设，迁至河西公园；2006年，迁至城郊大山公墓；2013年、2015年，又两次修缮，更换大理石地面，镶嵌铜字碑文。

　　每一次迁移，都伴着城市的长大。但人们对烈士的敬仰，从未改变。据记载，自辛亥革命以来，歙县共有402名革命烈士，其中抗美援朝时期238人。每年的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当地机关干部、解放军官兵、中小学生，都会来到这里，敬献花篮，重温历史。

　　那座碑，成为一代代人心中的精神火种。

　　七封信札，一段真情

　　2013年7月，王任之的子女做出决定，把黄宾虹从1948年到1953年写给王任之的七封亲笔信，全部捐赠给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这七封信，此前从未公开发表过。王任之的儿子王行曾回忆说：“父亲的名人书信往来很多，但他只把黄宾虹的这七封信装裱成镜片，一直珍藏着。”两封关于纪念碑题字的信，是其中最重要的篇章。它们连同那份油印的收支报告，共同构成了歙县红色历史的珍贵见证。

　　今天，当我们重新翻开那份泛黄的收支报告，读着“罗奋先代表提议建立小练革命烈士纪念塔”的前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它告诉我们：一座碑的矗立，靠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赤诚。

　　一段红色故事，因两位歙县籍学者的情谊而更加动人。黄宾虹，一生画笔写山河；王任之，一手把脉济苍生。他们用两封信，为歙县留下了一座碑，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对革命先烈的永恒怀念。

     信息来源：中安在线